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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劉宗志
廣仁堂是近代天津的一個重要社會救濟機構，由于其規模大、存在時間長，成為晚清民間慈善事業相對落后的北方地區開展社會救濟活動的一個縮影。
賑災年間催生
天津廣仁堂，又名天津河間廣仁堂，是天津河間兩地官員會同地方士紳在光緒初年設立的一個綜合性社會救濟機構。在廣仁堂設立之前，天津已有天津府孤貧院、天津縣養濟院、育黎堂和育嬰堂等救濟機構。但這些機構救助內容單一、規模較小，救助效果有限。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天津被辟為通商口岸，城市獲得了較快發展，社會救濟需求相應增加，原有的救濟設施更顯杯水車薪。同時，由于國外勢力的影響，一些新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凸現，吸食鴉片作為一個全國性問題，在通商口岸天津自然危害更烈;同治九年(1870年)發生震動中外的天津教案，而其起因則是因民間傳說教會育嬰堂拐賣殘害兒童而引起。從全國范圍內來看，綜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紳階層參與社會公共事務、能夠全面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在廣州、上海等沿海城市開始興起。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輔元堂、果育堂等善堂，不僅在解決上海本地社會問題上表現出色，在組織對華北災區的義賑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為廣仁堂的興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應。
光緒初年，包括天津在內的華北地區爆發了“丁戊奇荒”，天津的社會救濟需求進一步增強。“天津河間等屬，地瘠民貧，迭遭災歉，孤兒婺婦，往往無以自存，情甚可憫。必須創設善堂，兼籌教養。”光緒四年(1878年)，天津廣仁堂設立。
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天津廣仁堂的設立，實際上利用了一個機會，那就是救災活動結束后，江南義賑剩余的一萬圓洋銀。以此為基礎，暫時在天津東門外南斜街設立廣仁堂進行救濟。再經進一步籌措經費，最終將廣仁堂設于天津西門外太平街。根據李鴻章在光緒七年(1881年)的奏報，天津廣仁堂“現計開辦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妥定。耕讀紡織成效昭然，而戒煙除癮者，亦有二千余人。實于風俗人心，大有裨益。嗣后應責成紳董，遵照定章，實心經理，以垂永久”。這里不排除有自我夸張的成分，但既有地方政要的大力支持，又有比較完備的規章制度，廣仁堂取得一定救濟效果，逐步走向正規當屬無疑。
近代救濟模式的代表
廣仁堂的設立，充分考慮了天津已有社會機構的存在，堂中設立敬節所和慈幼所，收養寡婦和孤兒，都是補原有機構之空缺。由于天津“贍老則有育黎堂;嬰孩則有育嬰堂;隆冬施粥則有官廠及饃饃等廠;惜字則有永善局。本堂皆可不必顧問。果能經費寬裕，再議將孤寡教養事宜量為擴充，仍不必再添名目，以致博而不精”，并且收養對象限于本地人。由于救助活動“名目不一，擬顏其堂曰廣仁，取推廣皇仁之意”，成為一個綜合性善堂。
與其他善堂一樣，廣仁堂收養孩童以女孩為多，幼女長大成人者，由堂中代為婚配。若被收養者死亡，廣仁堂有自己的義地進行安葬。除堂養外，為靈活起見，廣仁堂還附設有保產會、恤婺會等善會。
廣仁堂設立的年代，新式社會救濟思想開始廣泛傳播，再加上參與建立天津廣仁堂的李鴻章、鄭觀應等皆為近代開明官員，因此它從建立之初就帶有濃厚的近代氣息。考慮到原有救助活動方式“重養輕教”的局限，廣仁堂設立蒙養所、工藝所和力田所，重視對受救濟者能力的培養。
從廣仁堂的機構設置來看，廣仁堂“分設六所，一曰慈幼所，收養男孩，初時則為滌垢治病，繼則分撥各所授事。二曰蒙養所，設義學整齋，擇聰俊者，延師課讀。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購置地畝，種植木棉稻黍菜疏，擇笨者雇老農教習。四曰工藝所，擇不能耕讀者，令習編藤織席刻字印書，俟年長業成，聽其出堂自謀衣食。五曰敬節所，收養青年節婦及無依幼女，無家可歸，俟長成為之婚擇配。六曰戒煙所，廣延良醫，妥置方藥，療治鴉片癮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煙禁不致徒設”。
在隨后時間里，這一趨勢逐漸加強。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周廉訪學熙到堂總辦，在堂內附設女工廠一處，以為教育貧家子女。復設章程，裁去保嬰，核減恤婺，以期節減經費，挹彼注茲。”周學熙自己也說：“就天津廣仁堂創設工廠，延訂女工師，教授貧寒婦女，學習制玲瓏西式花鞭，并機器縫紉、插花、刺繡等項手藝，兼授修身、書、算等課，俾具普通知識，有自贍自家之資格。”
多種經營籌措經費
廣仁堂的日常經費，比較穩定的有來自政府的資助與對行業強制征收的捐助，但自愿捐款部分的不確定與救濟需求的持續性形成了明顯的矛盾。為此，很多慈善機構利用一時剩余的錢款置田、置屋收租或放當生息，保證了慈善活動的順利開展，廣仁堂也沿用了這種模式。
一、放當生息。其創立章程中就規定：“經費支用本款，則涸可立待，斷難經久。此次除建屋開辦外，如有余款，應交天津縣衙門轉發當鋪，每月一分生計，以垂永久。”
二、置地收租。“……收養孤孀人數日多，經費短絀。查有候補知縣寶山族遺塌河淀地畝九十頃零。前由堂內給錢一千二百兩將葦地三十余頃歸堂收租。此外尚有水田四五十頃，再找銀六千兩便可一并置買。光緒十年，運使額勒精額委員逐段勘丈，共計孫莊歡坨等處水旱地九十頃零四十三畝八分五厘五毫，詳明由運署賑墊加價款內照數撥交，歸堂收租，以充經費。”
三、投資近代企業。“敝堂前入貴公司股份，計五萬元，計一千股，領有優先股票息單十套，自一千九百七十八號至一千九百八十七號，歷年領到息洋在案。”
四、自身生產所得。廣仁堂所開展的各項生產活動，如設置力田所、工藝所以及隨后的女工廠等都能帶來一定的生產收益。
天津廣仁堂是民間社會救濟活動較弱地區救濟機構的代表，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天津廣仁堂同官方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與經濟重要性的增強相適應，天津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直隸總督也移節于此，該地的要員相應增多，為該地創辦較大規模社會救濟機構創造了條件。天津的經濟條件和好善風氣都不如上海，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支持，才使天津廣仁堂保持如此大的規模。從廣仁堂的自身資產收益情況來看，既有傳統的放當生息、置地地租，又投資近代企業，帶有明顯的過渡性。
對于機構透明的努力
廣仁堂創立者注意到了已有社會救濟機構的弊病：“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各處善舉，往往開辦未久，非侵吞舞弊，即有名無實。于創始者一片苦心，大為辜負，令人慨嘆無窮。”在廣仁堂創立章程中就規定：“欲救其病，惟慎選總董之人，重其祿，久其任，庶幾循名責實，成效可臻，即其余銀錢司帳、管事、各司事也宜審擇精勤公正者，略豐其修，俾無內顧之憂，方可專心奉公。蓋款無虛糜，事有實濟，雖修資略豐，暗中仍系撙節，且于大局實有裨益也。”認識到選擇管理人員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提供優厚待遇來提高管理人員的積極性。但在實踐中，廣仁堂“所有南北辦堂董事，不領薪水，僅領車馬費數千文以襄善舉”，只有具體辦事人員發給全部薪水。
為了取得眾人的信任，晚清各社會救濟機構一般都將經費收支的情況，以征信錄的形式公布。其內容多為財務收支狀況，它詳細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數額和各項公費支出細目，表示經辦人涓滴歸公，以昭眾信。廣仁堂也不例外，其創辦章程中規定“每月由總董將用款核結照抄一本，送督理堂務各位傳觀，年終匯刊征信錄，由督理堂務各位核盤無誤，率同總董暨經辦各司事，在天津府城隍廟拈香焚化。仍將征信錄分送督、藩、臬、運各憲，關道、津道、天津河間兩府暨同通州縣助捐善士大夫眾核閱”，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
■ 劉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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