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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研討會現場
2017年2月26日，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在北京西苑飯店召開了“慈善新環境、新挑戰、新出路”專題研討會。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華民慈善基金會理事長盧德之主持會議，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教授做會議總結。來自社會保障學界、慈善業界等方面的代表約60多人出席會議。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部主任馬慶鈺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教授，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鄧國勝教授，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會會長、湖南師范大學周秋光教授，中國慈善聯合會執行秘書長彭建梅，中華慈善總會秘書長邊志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黨委書記陸士楨教授，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張奇林教授，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楊思斌教授，北京師范大學謝瓊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栗燕杰副研究員等14人在會上先后做了“社會創新的三個問題”、“超公益——對公益發展新階段的初步分析”、“公益慈善的新使命”、“慈善公益基金會的文化使命與擔當”、“如何構建慈善服務新格局”、“用法治精神引領和推動慈善組織健康發展”、“慈善事業與現代兒童福利發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社會企業助力扶貧攻堅：機制設計與模式創新”、“我國慈善力量參與扶貧攻堅的狀況研究”、“慈善法背景下慈善促進的新思考”的主題發言，與會者圍繞會議主題展開了深入研討。
馬慶鈺教授在發言中指出，良好制度供給是社會創新的關鍵，社會創新是社會保障服務供給中的應有之義。社會保障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主體社會服務的交集地帶。長期以來，社會保障基本是政府的領地，但傳統體制和方式無法滿足需求已經為現實證明。由此就引出了社會行動主體也就是社會組織參與提供社保和公益慈善等社會服務的重要話題，如何參與社會保障和公益慈善的產品供給，就引出了關于“社會創新”的話題。推動社會創新的三個理由，一是它適應宏觀社會轉型的需要，二是符合供給側改革的要求，三是能拉動經濟和促進就業。目前看，影響中國社會創新的關鍵因素，來自公權系統的制度供給和政策支持，這一點尤其值得黨和政府頂層設計對此給予積極回應。
康曉光教授提出了“超慈善”的概念，認為這是一簇新現象，目前爆發性涌現，顯示了長期趨勢。稱為“超慈善”的原因是，這種超越是一種對慈善內容的超越，對慈善行動模式的超越，對原有的各種邊界的超越，慈善滲透進、彌散于整個社會，原有慈善被實質性地超越了。他認為慈善事業發展經歷了前現代慈善、現代慈善、后現代慈善三個發展階段。前現代慈善和現代慈善的經濟基礎分別是農耕文明和工商文明。前現代慈善的特點是：地方性精英主導;臨時性、地域性、小規模;無分工;沒有專業化、職業化、組織化、常規化、中介化;業余性、兼業型;行為規則是約定俗成、風俗習慣;價值觀是德指導;社會自治，政府不干預，無法律調整等。現代慈善的特點是：分工及專業化;職業化;組織化;常規化;中介化;規?；?大規模、持續性);政府介入，法律調整。“超慈善”出現的原因是：全球化;信息技術革命;中產階級崛起;高等級需求;個人自主性、個性化空前提升;值觀多元化;無所不在的“碎片化”;社會呈現出“后現代氣質”。“超慈善”的特點是創新動力、機制、主體日新月異;慈善內涵發生變化;行動主體多元化;行動方式日新月異;組織方式發生質變，互聯網直接發揮組織功能;跨界合作;無所不在的滲透與融合;原有的慈善治理體系失靈;價值觀多元化。他同時強調，新趨勢的出現并不意味著原有形式的消亡，三類慈善是并存、疊加的，未來的慈善世界只會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厚實!
鄧國勝教授分析了基金會在國際社會責任的新使命，認為中國慈善組織面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的《關于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的新環境。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NGO走出國門，但每年的海外捐款仍然有限，只有印度的6%。另外，公眾對海外開展公益慈善的認同還比較低，影響了日常性海外捐贈，影響了中國NGO走出去。目前，中國NGO走出去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一是法律和觀念層面的挑戰，兩辦《意見》中的有些規定需進一步明晰;另一個是公益組織能力、價值的挑戰，中國NGO走出去是將融入以西方NGO為主導的價值體系與運作模式，還是為國際慈善帶來中國的價值理念與中國模式，值得深思。未來要盡快根據兩辦文件，出臺配套措施，以發揮中國NGO組織對外援助的積極作用。另外，希望中國NGO在走出去中構建價值體系，為全球帶來中國的慈善價值和理念，提供既是戰略工具、也是價值體系的貢獻值。
周秋光教授認為，慈善事業的發展呈現大眾化、專業化趨向。慈善法定義為廣義的慈善，但基金會現在的業務內容多偏重于扶貧濟困領域，對傳統文化領域缺乏關注，相對教育、濟貧、救災等，專注于文化領域的基金會比例僅為4%，基金會對傳承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根據慈善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基金會的業務領域不能仍然停留到傳統領域，應向文化、教育、體育、文化、衛生領域發展。國家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從經濟競爭走向文化競爭是必然趨勢，慈善基金會應具有文化擔當，肩負起弘揚傳統歷史文化的新使命，這是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現實需要。未來，基金會要注重弘揚普及優秀傳統文化，在項目實施設計中注意挖掘文化元素，鼓勵人們從善向善，保護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彭建梅秘書長指出，慈善服務是慈善行業生存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石。長期以來，學者談的更多的是慈善理念、使命，在《慈善法》背景下，希望學界與行業一起，多談慈善服務，共同致力于構建慈善服務與公共服務的銜接機制。目前，在國家層面建立慈善與政府服務的銜接機制，仍需要進一步推進。希望未來能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確立慈善服務在國家公共服務中的獨特地位，把慈善組織當作國家公共服務體系中的重要主體。希望學界和行業組織聯合起來，為慈善服務體系的搭建，慈善服務的頂層設計和路徑，進行有特色的研究，并推動地方示范實踐。
邊志偉秘書長認為，《慈善法》的出臺，既對慈善組織踐行法治精神、依法行善提出了新要求，又為慈善組織工作理清了概念，指明了方向。首先，它對慈善內涵予以開放性、廣泛包容的界定，為慈善組織明確和擴大業務領域提供了法律依據。其次，進一步規范了慈善組織的運作，要求慈善組織結合實際情況，對現行的規定和做法予以完善，并嚴格執行。再次，慈善法引領了慈善組織工作創新方向，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新的發展機遇，開拓的新領域。
陸士楨教授指出，兒童觀的本質是把兒童當成權利主體，院舍式救助不利于兒童發展。目前，各國兒童福利的基本原則是全面性、法制化、政府主導、高投入。越南的經濟法發展水平較低，但已經實現了0-3歲兒童免費醫療。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相比，我國總體兒童福利偏低，甚至低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主要變現為：資金不夠、福利服務缺乏、行政體系供給和專業人員供給短缺等?，F代慈善是促進社會公平的手段，是社會建設的重要途徑，是行善立德的社會行為，是社會教化的一種方式，也是個人自由選擇下的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集體主義行為，有效的回應了個體的生命需求，是個人生命價值和積極態度的體現。這與兒童福利發展的理念一致，因此，應將兒童福利發展納入慈善事業中。
張奇林教授認為，慈善是指用于公共目的的私人捐贈，是對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的一種反應，是一種現實需要。慈善的存續取決于它的“必要獨特性”。私人捐贈最能體現慈善本質和慈善精神，是慈善發展的真正動力，也是分析慈善問題的邏輯起點。私人捐贈、慈善組織和政府的互動形成了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邏輯。被賦予合法地位的慈善部門要不斷詮釋慈善的合法性。不同的國家可以根據各自的國情選擇不同的慈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培養公民的慈善自覺，設計慈善激勵機制，加強慈善組織建設，以實現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楊思斌教授認為慈善法制環境優化面臨社會組織法缺位，三大條例的修訂尚未完成，地方性慈善法規和規章沒有清理或修改，慈善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沒有全面落地，慈善組織作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配套政策缺乏，慈善組織的分類管理和發展的配套法規政策缺失，慈善組織承繼政府職能和購買社會服務等政策不完善問題。慈善組織發展法制環境的優化需要強化以權利為導向、社會為本位的立法理念，更好地保障慈善參與者的權利，堅持培育與規范并重原則、法制體系和諧和分類規范原則。慈善組織法制環境和優化需要加快制定社會組織法，盡快完成三大條例的修改，啟動地方性法規的清理或修訂，出臺慈善組織法人治理的國家標準，研究慈善稅制，落實慈善法的稅收優惠制度，完善慈善組織的監管制度，充分發揮行業組織在慈善監管中的作用。
李健副教授在發言中提出，社會企業作為對抗貧困的有效工具正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共識，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迅速崛起為我們打贏扶貧攻堅戰提供了現實條件。從涓滴和瞄準兩種扶貧理論存在的缺陷及實踐困境出發，社會企業在扶貧攻堅機制設計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社會企業助力脫貧主要有賦財、賦職、賦能和賦權四類創新扶貧模式。參考菲律賓出臺的《通過社會企業實現減貧法案(2012)》，建議下一步為社會企業投資者實行免稅政策，政府購買服務總額的一定比例分配給社會企業，為社會企業提供無抵押的貸款，以優惠的利率為社會企業貸款，提供社會企業市場援助的項目及信息共享，在商業、技術以及商業發展支持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企業能力建設，在學校推廣社會企業家精神并提供培訓、研究以及運營管理的項目來提高社會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等。
謝瓊研究員認為減貧是項長期性、系統性的工程，慈善力量在減貧中大有可為。目前我國慈善力量參與減貧還存在總體上資源有限、效率不高，現代性、專業性程度有待提高，運行機制不夠健全，相關政策法規不完善等問題，需要健全減貧制度體系，建立貧困信息共享平臺，加強慈善組織專業化建設，激發公眾尤其是貧困者本身的參與積極性，完善促進慈善力量參與減貧的政策法規等。
栗燕杰副研究員認為，《慈善法》的精神理念理應大旗高舉。一是立足于“促進本位”，這既是立法之本意，也是公眾各界之期望。二是公平普惠。他提出，《慈善法》出臺前，多地出臺了慈善促進或慈善募捐的專門性地方性法規，在《慈善法》已出臺并在全國普遍適用的當下，為確保法制統一，避免帶來誤解誤用，應根據《慈善法》對已有相關法規文件政策予以全面清理，并進行修訂完善。另外，配套政策文件不宜走形變樣，執行落實還需引起重視。應與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設相結合，將《慈善法》納入政府民政部門的權力清單之中，清單應與慈善促進、監管有機統一，以提升其執行力。
鄭功成教授在總結中特別強調，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應實現融合、協調、有機發展，因為兩者有機協同既是社會保障發展的需要，也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需要，發達國家與我國的港澳臺地區呈現出的都是這樣的發展格局。《慈善法》出臺使慈善事業迎來發展的春天，但仍需進一步完善慈善法制和政策環境。他指出，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修改《企業所得稅法》的決定，允許超過12%的捐贈部分可以在以后三年內繼續稅前扣除，就是《慈善法》中相關規制的正式落地，這也是《慈善法》推動慈善稅制的直接貢獻。慈善事業的發展需要觀念創新和理性化，需要“政、商、學、社”協同起來。專家學者不光要有人文情懷，還要有國家視角，希望大家求大同、存小異，在慈善發展的大的方向、目標方面形成理論共識，由理論共識推動政策共識，進而成為行為共識。
“慈善新環境、新挑戰、新出路”專題研討會是第三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本屆學術大會的主題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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