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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于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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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于俊如
近日，非營利組織領域的知名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萊斯特·M·薩拉蒙(Lester M. Salamon)在中國發布其著作《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與社會投資的新主體和新工具指南》一書的中文版，并在北京、深圳等地舉辦多場沙龍，探討他眼中的“慈善新前沿”。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董事會主席馬蔚華對該書表述的觀點極為贊賞，并表示：“盡管目前關于這些新的前沿理論還有很多爭議，但如果沒有爭議，我們就沒有必要研究。”
據了解，這本由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引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公益著作，由薩拉蒙耗時三年完成。2017年薩拉蒙教授受聘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榮譽教授時，曾將該書的英文版贈送給學院。2018年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正式將該書引進譯介，中文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薩拉蒙在書中表示，世界各國的慈善事業正在發生一場全新的變革，私人投資進入慈善領域已然成勢。繼其早期對全球四十余個國家第三部門運作及經濟貢獻的研究，薩拉蒙在書中就慈善領域正在變革中出現的新行為主體與新工具，分析慈善新前沿理念和當前公益慈善行業發展現狀。
在本書的發布儀式當日，《公益時報》記者有幸專訪薩拉蒙教授，后者在闡述“慈善新前沿”理念的同時，還結合書中理念對中國公益做出了獨到見解。
《公益時報》：《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與社會投資的新主體和新工具指南》主要講的是什么?
薩拉蒙：首先，是對公益金融領域的專業術語進行闡釋，什么是“資本棧”?什么是“小微金融投資工具”?什么是“捐贈人建議基金”?重溫“慈善”這個古老詞匯的歷史意義，摒棄它聚焦于贈款或資助的有限性，重點強調它的真正內涵，即通過多種工具和方法將私有資源轉化為公共福祉。
其次，呼吁人們關注慈善新前沿崛起的運作機制——杠桿。公益慈善的發展，需要注重公益與金融的結合，結合的過程中不僅要聚焦于公益金融實體，更要打通與更大規模資金池的渠道。若可讓有限的公益資源和大量私有(及公有)投資資本之間產生連接，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再次，提醒人們對公益金融領域面對的風險保持警惕。如何判斷綠色金融是否為虛假的環保行動?如何確認社會企業并非普通企業?在大家對公益金融的發展前景和潛在貢獻普遍保持樂觀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謹慎界定公益金融和普通金融之間的劃分標準，從而確保其特殊效益的合理性。
《公益時報》：您所說的慈善新前沿與傳統慈善相比有什么區別?
薩拉蒙：傳統的慈善主要是依靠基金會以及個人的捐贈去開展它的活動;新的慈善的概念用了多種不同的投資基金，股權基金、貸款基金、債券基金，針對某一些地區的基金或者只針對某種類型活動的基金，所以有一系列全新的行動主體。
傳統的慈善主要關注營運收入，這一年要取得多大的收入才能繼續營運下去;但是新的慈善，實際上更多關注投資的成本，關注的是更長期的一種增長，而不僅僅是一年的收入，如果你僅僅只關注一年，你在競爭的市場中很可能很快地被淘汰，必須要關注的是投資的資本才能夠在競爭的市場中不斷地抓住一些新的競爭的機會。
傳統的慈善用的是一種工具，撥款、贈款，就是捐贈，比如說其它基金會的捐贈;新的慈善用的多種類型的金融工具，比如貸款、債券以及股權基金。
傳統的慈善只通過一種類型的機構就是非營利機構去開展;新的慈善更多的有社會企業、社會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組織形式以及社會的合作社，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具，它是將盈利以及社會目的兩者捆綁在一起，有很多不同的組織模式。
傳統的慈善實際上關注的社會回報，它可能主要關注這個領域或者僅僅關注社會的回報;新的慈善關注的是要有一個平衡，社會和財務回報的平衡。
傳統的慈善杠桿力是有限的，對于新的慈善，杠桿得到了極大的擴大，比如說一美元的慈善資金，能夠撬動5到10美元資金的資本，來放到同一個活動或同一個交易當中去。
傳統的慈善主要是關注產出，也就是說這個活動可能支持了多少個孩子上學，建了多少套房子;新的慈善關注的是成果級別的，也就是說活動產出帶來了什么樣的成果，對多少人的生活帶來了多少的影響等。
因此在《慈善新前沿》整個生態系統當中，慈善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受益人群沒有發生變化，在往上每一個環節都發生了變化，有新的資金來源、新的行動主體進入到這個舞臺、采用新的融資工具、依賴新的代理機構去開展活動，所以這就是目前世界的動態，也是非常顯著的一個動態。
《公益時報》：目前關于公益和商業、社會企業等都有很多爭議，您覺得這背后反映的問題是什么?
薩拉蒙：我想爭議背后是一個現實，世界正面臨著非常巨大的挑戰，環境、氣候變化等,資源是不夠的。所以他們在尋找各種新的解決方案，去應對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這些討論是非常積極的、正向的。
《公益時報》：這也是您提到的解決方式的一種嗎?
薩拉蒙：是的，其實解決方案就是要在政府、慈善以及商界之間，找到這種合作的方式，去支持這些社會目的的活動。
政府、商界或者慈善不能單槍匹馬地作戰，應該聯合起來，找到解決方案。因為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的話，商業也不可持續，慈善和政府也不可能可持續，所以三個部門要找到一種融合的方式，優勢互補。
《公益時報》：可否簡述慈善在全球所發生的變化?
薩拉蒙：總的來說全球可以將這個變化概括為四個方面：
第一，超越捐贈。以前傳統的利用贈款、捐贈這樣的方式來做慈善和公益的工作，現在有新的工具，貸款，貸款的擔保，股權、債券等這樣商界和金融界的一些工具應用到慈善以及公益人士當中來。
第二，超越遺贈。西方大部分基金會的建立是一個人去世或者去世之前，承諾將他的資產在死后捐贈出去，這是非常傳統的方式，現在也有很多其它新的做法，比如說所謂的轉制型的基金會，它是來自于其它類型交易的基金會，所以我有特別瘋狂的這個叫PTP的想法，比如說這種基金會的創建可以是來自于再轉股，也可以來來自國有企業的股份的私有化和銷售，也可以是來自被盜資產的整合等，這些都是有很多有本基金和基金會成立新興的方式。
第三，超越基金會。現在有很多各種不同類型的機構的類型，比如說有貸款基金、股權基金等，還有其它很多不同的實體，他們不同的籌集資金以及使用基金的方式來推動社會目的的融資或者公益的事業。
第四，超越現金，比如說很多利用資源公司，物物交換的等這些都是新興發展的態勢，推動社會目的活動的一種新的融資的方式。
這四大現象共同的特點實際上用到了杠桿，通過杠桿原理，用很小的力量來撬動世界上非常巨大的力量，所以慈善界可以利用杠桿的機會將慈善非常有限的資金去撬動在私營部門以及金融部門非常大的資金的池子。
目前慈善在整個的結構以及整個特點上有非常重大的變革，我認為慈善的定義調動私有的資源來用于社會和環境的目的，這是我覺得它的一個非常廣義的概念，利用撬動私有的資源來用于社會和環境的目的，目前我們所經歷的整個慈善的結構以及它的模式都正在經歷著非常劇烈的、巨大的變革。
《公益時報》：您覺得公益慈善發展軌跡是有規律可循嗎?
薩拉蒙：沒有，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模式、路徑。比如說美國，就是一個挺奇怪的路徑，相比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可能是更有力促進慈善的發展，而美國本身是非常個人主義的國家，卻發展出一個非常活躍的慈善環境。比如歐洲，更多是通過政府公共部門的資金，支持公益的發展。另外一點，在全球，可能有很多人會放大慈善捐贈的潛力，實際上，我認為還是應該通過杠桿的作用，才能夠將很小的慈善捐贈資金放大，才能夠解決更大的問題。比如說美國等一些國家，政府不得不投很多的資金到醫療行業、養老行業等。中國政府則是放到非營利機構來提供這些服務。所以很多服務的資金來源，并不是慈善捐贈，我感覺這種狹義的慈善捐贈，已經走到死胡同了。
《公益時報》：中國的基金會也許可以在全球發揮引領的作用?
薩拉蒙：我覺得當前慈善環境的變化，的確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機會，中國的基金會未來也許可以在全球發揮引領的作用。
第一，在中國，慈善行業還是比較新興的行業，包括企業私營部門，也沒有非常長的歷史，所以還沒到堅如磐石不能動的地步，它還在變革的過程中，也不會像有一些國家那樣有比較大抵觸的情緒。像在美國等其它一些國家，思想比較僵化，因為他們時間比較久歷史比較久，他的員工也都是比較習慣做一些資助的工作、捐贈的工作，在利用新的投資工具方面，它沒有很大的這個能力，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是有非常大的這個潛力，更有效地把這些新人的一些做法和一些想法落實到現實中。
第二，中國很多的基金會創始人都在世，這跟其它的很多西方國家不一樣，因為在西方，很多基金會都是由去世的人成立起來的，所以他們沒有這么多推動的力量。而在中國的基金會里面，很多創始人都還在世，很多還是企業家，有很大的潛力，能夠將企業創業領域的理念帶到基金會當中去，所以這是特別令人覺得很有希望的一個信號。
第三，希望能夠澄清一下，非營利部門跟市場、跟政府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實際上對于企業來說，差別并不是說收費或者利潤上的一個差別，而是在利潤分配上的差別。我覺得不應該叫非營利機構，應該叫做非盈利分配的機構。政府和非營利機構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可以優勢互補，那是一個理想的狀況。西歐國家在這方面是一個領先的位置，西歐國家經常被稱之為福利國家，應該稱之為福利合作伙伴，因為它是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的一種非常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當然政府和非營利機構雙方都會去嫉妒彼此所發揮的角色，但是他們還是能找到非常好的一個合作方式。
《公益時報》：對于未來的發展，您有預期嗎?
薩拉蒙：未來的發展可能取決于政府是不是愿意去推動。現在講的是慈善與商業的結合，如果政府能夠成為慈善新前沿的推動者的話，會發揮很大地作用。比如稅收等措施，能夠極大的推動這個領域的發展。目前在中國，有發行債券等方式，可以看出政府有意愿去推動這方面的研究發展。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個領域應該會騰飛的，慈善新前沿的發展也一定會超越傳統的慈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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