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又是畢節，有沒有“必解”之路？
2019-07-0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高文興
■本報記者高文興
6月27日，一度甚囂塵上的“畢節兒童被性侵”的事件隨著其造謠者被依法刑拘而暫告一段落。然而，這起案件引人關注之火熱程度和被迅速偵破的辦案力度，恐怕離不開“畢節”這二字的“功勞”。
從2012年以來，一再出現的留守兒童權益遭受嚴重侵害事件，一次又一次把“畢節”這個地名以不光彩的方式推上全國媒體的聚光燈下——“留守兒童”仿佛成了這里的代名詞。
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從總體保障到“最后一公里”的執行，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我們每每“留守兒童”四個字，卻仍然如鯁在喉。
畢節的“必解”之路在何方？若能回答好這個問題，或許能全面解開“留守兒童”這一更大的社會發展枷鎖。
畢節留守兒童之殤
2012年3月29日，畢節市織金縣八步鎮小學86名學生食用營養餐后出現疑似食物中毒的癥狀。有證據表明，中央財政資金補貼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已成為當地政府和學校領導謀取私利的“蛋糕”。
恐怕大多數公眾第一次把“畢節”和“留守兒童”掛上鉤，都是因為這次事件的見諸報端。
然而，當年《公益時報》的記者趕赴現場采訪事件關鍵人物時，迎來采訪對象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媒體)怎么才來啊!”
這句倍顯責怪語氣的話無疑表明，畢節留守兒童問題積聚已久。這之后，便是這一問題后果的高頻次“爆發”。
當年11月16日，畢節市5名留守兒童為了避寒躲進垃圾箱，導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次年12月13日，畢節市七星關區海子街鎮擦槍巖村的一輛農用車失控，造成5名小學生和兒童死亡；
2014年4月21日，畢節市小吉場鎮南豐村發生一起強奸案，作案者為教師，背后受害者至少涉及12名女生，大部分為留守兒童；
2015年5月14日，畢節市大方縣瓢井鎮中寨村小學學前班4名遭受猥褻的幼女家屬前往派出所報案；
2015年6月9日，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4名留守兒童服農藥自殺身亡；
……
留守兒童關乎社會發展
無疑，比起其他地區，畢節留守兒童的福利保障問題成為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多年來，政府、學界、公益機構、媒體以各種形式赴當地對這一群體的現狀展開調查分析。
結論大致都不外乎以下幾點：
留守兒童的意外傷害凸顯；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較差；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突出；留守兒童的問題行為堪憂。
而在自身隱患上，留守兒童為社會帶來的隱患也同樣不容小覷。
2013年，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助理教授張丹丹在南方某市一所監獄調研發現，不少服刑人員都有留守兒童背景。
數據也說明著同樣的現象。
一份全國婦聯的研究報告顯示，留守兒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逐年上升；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全國抽樣調查也顯示，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監前能和親生父母長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認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溫暖的家庭”。
新華網就曾指出，如果沒有全體農村留守兒童的幸福，數千萬個普通家庭的小康就會打折扣。能否妥善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關乎城鎮化進程中的“補短板”成效。
700萬留守兒童的企盼
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力量。
2016年，國務院批準成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職責，加強工作指導，形成了部門之間的工作合力。全國各地市、縣、鄉鎮層面也建立了黨委或政府有關領導牽頭的工作制度，對農村留守兒童的關愛保護更加制度化、人性化。
民政部與公安部、教育部等八部門聯合開展“合力監護、相伴成長”專項行動，共幫助78萬多名無人監護農村留守兒童落實受委托監護責任人，為18萬多名無戶籍農村留守兒童登記落戶，幫助1.7萬多名農村留守兒童返校復學。
各地在鄉鎮(街道)設立兒童督導員，在村(居)設立專兼職的兒童主任，努力打通為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據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副司長倪春霞2018年10月30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的數據來看，雖然這一群體比此前兩年的數量下降了22.7%，但全國仍有留守兒童697萬人，其中近九成都在14歲以下，其家庭有20余萬戶為貧困建檔立卡家庭。
哪一條是“必解”之路？
“留守兒童”問題的源頭在于社會的城鎮化，成年人進城打工似乎成了改善農村家庭經濟面貌的少數途徑之一。
于是，在畢節，勸說留守兒童家長回鄉創業就業成為了試圖打破現狀的主要措施之一。
但如果回來就業能滿足經濟需求，父母們何嘗不想?
有媒體就曾報道，畢節市黔西縣一名村干部在勸返留守兒童父母回家時，就有家長說：“你們喊我回來，給我多少錢?”
《探索與爭鳴》雜志分析指出，“政府試圖過安排留守兒童父母返鄉就業創業或為加強留守兒童監管而返鄉的解決問題的措施，這在大方向上是與市場規律下自發自主的城市化潮流背道而馳的”。
長遠來看，從源頭上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還應依靠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的第一條措施，即為農民工家庭提供更多幫扶和支持，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為其監護照料未成年子女創造更好條件。
所以，另一條解決留守兒童的思路，可能是要同時解決好“流動兒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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