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聞
2017-06-2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勇
摩拜是不是社會企業?被問到這個問題，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堅定地說是。
有意思的是，與他同臺的4位專家3位明確表示了反對，1位表示不知道，需要了解更多。
更有意思的是，這一幕發生在中國社會企業獎頒發的第二天，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7年會分論壇——中國社會企業認證之路上。此前摩拜分別入圍了中國社會企業獎環境和互聯網+兩個獎項的評選。
如今社企年會已經落幕，紛紛擾擾之后回看，或許更能看的清楚：
無論有沒有“社會企業”這一概念，都已經有很多人在做，也需要更多的支持;社會企業認證可以有很多家，但需要思考為什么去認證。
“如果說建立標準的目的只是為了分豬肉，拉山頭，我看這個標準就沒有什么意義。如果建立標準的目的是為了引領大家，能夠把這個社群建立起來，能夠引領大家對一些問題進行討論、爭論、辯論，這就是非常有意義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副教授郭超這樣表示。
先于社會企業概念的探路者
2007年，“社會企業”這一概念被引入中國，然而，在這之前，早已有這樣的機構出現。
作為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的機構，早在1996年，中和農信就開始通過無抵押小額信貸的方式支持貧困家庭脫貧致富。
2008年，中和農信轉制成公司化運作，但扶貧一直是公司的使命。公司堅持以貧困地區為項目首選，貸款額度一般設置在萬元及以下，使貸款能為貧困農戶所獲得。
“我們目前在20個省，251個縣開展小額信貸的工作，其中81%是給貧困縣，21年以來我們放款181萬筆，總額281億元，受益的貧困人口超過400萬。”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王行最表示，他同時還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
同心互惠則通過公益募捐及回收籌集閑置富余物資，在打工者社區開辦“同心互惠公益店”義賣，從而改善打工者群體的生存狀況。
“我們從2002年開始做到現在，不知道這個叫社會企業，后來人家給我們戴這個帽子，說是社會企業，我們就說叫社會企業吧。”同心互惠發起人王德志表示。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多元價值觀的傳播，公益理念的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和機構開始加入這一行列——盡管他們不一定把自己叫做社會企業。
2016年8月，中國慈展會社會企業認證共收到了140份社企認證申請。2016年11月，由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發起的中國社會企業獎則收到了183份申請。
無論有沒有“社會企業”這一名詞，無論對“社會企業”這一概念有怎樣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群人在用企業運作的方式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是毋庸置疑的。
發展中的三大困境
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社會目標的存在，這類機構不同于一般的商業公司是肯定的。正因為這一不同，導致了他們在發展中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首先是社會認知的問題。由于不理解，一旦機構對外宣布自己是社會企業，有公益目標，“往往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出現小的問題就會被迅速放大。” 眾托幫創始人喬克表示。
據徐永光介紹，廈門五齊人文職業學校是一所農民工培訓機構，到2007年，已經在廈門開了40個教學點，培養了8萬名農民工，很多都轉型成為白領。
國內一些專家發現了這個社會企業的楷模，告訴學校創辦人張芳一定要宣布學校是一個公益機構。他接受了，結果一宣布，馬上陷入困境——學員不愿意交費了，原來他們愿意交三千到五千塊錢來接受培訓，宣布以后他們認為你做慈善，就應該免費。
其次是資金問題。“社會企業想要持續的發展，必須要商業化，不商業化的社會企業無法持續發展。”喬克強調。
“投資家在商言商，要看你到底投資回報是什么，什么時候能給我多少回報，這個是他們最關注的。”喬克表示。
但作為一個社會企業來講，可能往往是微利的，他的社會價值有時候會高于商業價值。而投資者為了回報是會提出各種要求的。
殘友集團創始人鄭衛寧就遇到過投資人希望他能減少企業中殘疾人的數量的要求，被他一口回絕了。
“我們之前也有其他的商業要介入，我們是不同意的，哪怕走得慢一點，我們還是不想讓我們的公益變質。也是怕將來我們做的這些事情將來會帶歪了，我們一直沒有做。”王德志表示。
與投資者達成共識需要雙方對社會企業性質與特點的不斷溝通。
再次是社會企業的退出與準入問題。一方面，最開始最后社會目標的機構會不會變為純粹的商業機構，如何保證它不變質，怎樣識別它已經變質是個問題。
另一方面，如果有純粹的企業想要轉型為社會企業，又該怎樣做呢?
社會企業認證進行時
要解決上述問題，無疑需要給出社會企業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形成一定的共識，將解決很多的紛爭。
“我問過很多企業家，他們之所以要有認證，就是想把自己，他認為跟不是真正做好事的企業區分開來。”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趙萌表示。
2015年，第四屆中國慈展會上，中國首個民間社會企業認證辦法出臺，7家社會企業首次認證獲得“民間執照”。其標準要求：
超過50%的收入來自于商品銷售、貿易或服務項目收入，并要求章程規定機構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潤不超過年度利潤總額的35%，并且有兩年以上的實踐經歷。
據深圳市社創星社會企業發展促進中心創始人夏璇介紹，繼2016年慈展會認證16家社會企業之后，2017年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認證100家社會企業。
同樣開展社會企業認證的還有順德社會創新中心。其認定條件要求：
企業章程載明清晰的社會使命和社會目標，要長期投入資金或捐贈資金支持社會組織或個人去解決特定社會問題，每年投入的款項不應少于當年企業凈利潤的50%。
6月11日剛剛頒發的中國社會企業獎以“發現中國社會企業優秀代表，尋找聚焦社會痛點的企業，樹立社企行業標桿”為宗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一種認證。
其評選標準包括社會使命、社會影響力、商業模式、創新力、核心團隊和人力資源以及可持續性。
受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的委托，一個由北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袁瑞軍、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趙萌等組成的跨學科、跨學校的研究網絡，正在對社會企業認證標準進行研究。
據趙萌介紹，他們在研究中把企業家精神，而不是盈利模式放在界定社會企業的核心位置。研究團隊給出的社會企業定義是：
社會企業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首要組織目標;通過符合企業家精神的方式，創新性地和可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同時社會目標不會輕易產生漂移的組織。既可以是社會組織也可以是商業公司，只要它符合上述對社企內涵的描述。
我反對一個標準
社會企業認證正在成為熱門，那么各種各樣的認證中，誰更適合來認證呢?“我反對一個標準，可以有多個標準競爭，看誰愿意走哪個標準去接受認證。”徐永光強調。
這一點也得到了AHA社會創新中心主任顧遠的贊同，他認為大學可以出標準，政府也可以，行業也可以。
“北京面臨的問題和青海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嗎?會有很大差異的，怎么可能有一個一刀切的標準呢?”顧遠強調。
北京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主任李濤則更看重中立性，“當前最緊迫的是我們特別需要有一個站在公共立場的角度上，能夠兼顧市場和社會雙方利益的一個中立的第三方，這個第三方應該是非常多元的。”
相對于誰來認證，AHA社會創新中心主任顧遠則更關注為什么要做認證。“在中國據我的觀察，很多人想去獲得社會企業的頭銜，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獲得不同的資源。”顧遠表示。
而國外的更多是自我的價值聲張、自我的身份認同，更像是一種自我約束——“我們這些人都信奉這個標準，所以把它公布出來，我們認為自己就是這樣的，你們來看我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做到了。如果有其他的機構也認同這個觀點，你也加入我們，我們變成一個社群。”
認證之后呢?
不管以哪個標準哪個方式認證之后是不是就結束了呢?完全不是，對于社會企業來說，一方面要保證其機構本質不變，一方面還要促進其不斷發展。
“社會企業的魅力在于他有社會目標和商業目標兩個目標，魚和熊掌都要兼得，但是具體保證這兩個目標都要實現，必須有一整套的系統來輔助他，組織設計、戰略規劃、問責、績效各方面都要配合。”郭超強調。
認證本身就是對這套系統的考核，或者說參加認證、參加評選就意味著要建立這套東西。據夏璇回憶，在第一屆慈展會社企認證時，“第一反應”為了符合標準就特意對公司章程進行了修改，保證分紅不超過35%。
社會企業一旦拿出了這些東西就意味著隨時會受到社會的監督，這將保證其本質不變。如果摩拜在申報的同時，拿出這一套系統、措施，相信就沒有那么大的爭議了。
另一方面，通過社會企業的認證，機構是希望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的。
據夏璇介紹，慈展會在進行社會企業認證后會有一系列的支持措施，他們會為認證企業提供空間、傳播、能力建設、咨詢、金融、沙龍等多種服務。
“義利并舉、公益與商業相融合”的社會影響力投資也向社會企業敞開了大門。據LGT公益創投基金投資經理李妙介紹， LGT從2007年到現在一共投資了50多個項目，規模可能是7000多萬美元。
LGT對于所投資的項目進行考量的標準主要分為五個方面，一是商業模式，它解決什么樣的社會問題，怎么樣去解決。二是可規模化，可擴張性。它的受益人群是不是可以足夠得多。三是管理團隊，他們對于社會和環境影響力是不是有比較熱情的追求。四是財務表現。五是影響力，廣度、深度、環境效應等。
但這樣的投資在社會企業領域還不多，“如果能有一個平臺，一方面讓投資機構能夠更多的去關注社會企業，另外一方面把社會企業整合起來，我覺得會對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喬克表示。
吸引了近千人的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2017年會或許正是這樣一個平臺。社會企業發展需要更多這樣的平臺。
更進一步的是要推薦國家政策的跟進。據袁瑞軍、趙萌團隊的研究，目前已經有美國、法國、英國、韓國等19個國家出臺了相關認證體系及法律文本。
“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要構建一個良好的生態，有利于發掘、連接、培育和支持具有社會創業家精神的人，支持他們用各種創新的辦法為世界帶來正向改變。”作為社企論壇輪值主席，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強調。
■ 本報記者 王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