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聞
2017-10-24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 本報記者 王會賢
10月18日上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報告。
十九大報告中，在協商民主、社區治理、環境治理、基層黨建等幾方面將“社會組織”納入其中。本報記者聯系了業內專家對十九大報告的公益內容進行解讀，重點提及了在“協商民主”中的參與。
社會組織被納入協商民主體系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
對此，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這是社會組織政治功能進一步加強的重要體現。
他表示，一定要看到，當前許多社會事務，已經擺在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社會政治日益發達。在這種格局中，社會組織參與相關的政策協商，從社會的視角提出建議，對于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將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同時也要看到，社會組織參與民主協商，無論對于社會組織還是對于黨政部門都是一個新的課題，需要積極探索，取得經驗，努力形成社會組織與黨政部門的良性互動格局。慈善組織，特別需要依照《慈善法》的規范，支持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在社會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
渠道不暢現狀待改變
實際上，社會組織參與民主協商，在十九大之前已經有了一系列的嘗試。
在十八大首次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寫入報告之后，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將社會組織納入協商渠道之一。
2015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提出探索開展社會組織協商，放在了“穩步推進基層協商”一節。民政部也多次召開社會組織協商民主建設專題研討會。
但目前，社會組織參與協商尚無明確的制度。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談火生曾發文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困難，如社會組織的協商意識不足、協商能力不高;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協商的渠道不暢;社會組織協商的成果轉化渠道缺乏等。
現實中，很多公益機構、民間智庫參與了包括《慈善法》等制度政策的意見修訂，但也看到很多公益組織，為了解決自身關注的議題，每年兩會期間都要尋求代表、委員的代言。如何形成良性互動，談火生認為完善傘狀社會組織結構體系、規范協商程序，是社會組織有效開展協商的制度保障。
十九大報告的寫入則讓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的制度化更為可期。
政協有望設立社會組織界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對“社會組織參與協商民主”也非常關注。她對記者表示，協商民主是一個廣泛的多層制度，這里邊包括人大、政協、人民團體等，將社會組織納入其中，相當于肯定了社會組織的重要地位。這與以往認為社會組織不外乎做點慈善的概念是不同的。
她還表示，十九大報告中對“人民政協”的定位表述比以往都要更清晰，明確指出人民政協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并且指出要把民主協商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全過程，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增強人民政協界別的代表性，加強委員隊伍建設。
楊團認為，這可能意味著，政協以后會大量吸納社會組織代表，社會組織可能納入政協界別。社會組織如果參與到政協中，以后就有了發表意見的渠道，以前想說什么都要找委員、簡報上書，缺少公開渠道表達意見。社會組織能夠提供的意見不只是關于慈善的，它們參與社會服務的層面如此廣泛，更能反映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社會組織的參與，也將大大活躍政協協商民主的氣氛。
對此，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長王名向記者表示，協商民主是一個整體提法，有不同的渠道和機制，至于在政協里是否會有社會組織界別，這個還沒有實質性動作。記者在查詢資料時發現，早在2012年，王名作為政協委員就曾提交《關于在政協設立社會組織界別的建議案》。而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中也提出：“深入研究發揮政協界別作用的思路和辦法，拓展有序政治參與空間……在條件成熟時對政協界別適當進行調整。”
關于政協界別的問題，廣東省已經有過嘗試。2011年廣東省針對社會建設發了7個文件，提出支持社會組織依法參政議政，逐步增加社會組織代表在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中的比例。有條件的縣市要先行先試，探索在政協中設立新社會組織界別。年底，博羅縣政協換屆，增設了社會組織界別。2013年兩會期間，佛山市順德區政協也增加了新社會組織界別。
社會組織迎來重要歷史機遇
除了協商民主，十九大報告中還有多處提到了社會組織。王振耀表示，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體系、社區治理體系、環境治理體系和大扶貧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對于社會組織，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將是重要的歷史機遇。
王振耀認為，在新的社會格局中，國家的多項政策將會進一步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黨和國家將會更加重視社會組織的意見，社會組織對于解決有關社會問題的成功探索與倡導將會較快地轉化為社會政策。
社會組織在社區治理體系中將會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社區建設，社會性很強，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將會促成基層治理的不斷完善，同時也將促進社會組織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社會功能的提升。
而在環境治理體系和大扶貧的格局中，社會組織尤其是公益慈善組織因其獨特的社會優勢，將會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職責。《慈善法》的貫徹，也將會進一步加速。
深圳公益學院教授黃浩明則關注到了報告提到的“推進誠信建設和志愿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他表示，這與我們一直強調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相關的，這原來是聯合國提出的，在黨的文件中提到非常好。
他表示，文化軟實力更加受到重視。對外交流部分雖未提到社會組織，但變化很大。以往經常提民間外交、公共外交，這次提到“人文交流”更具有社會性，也體現了老百姓的需求，減少了政治性，也更貼合國際模式。“這是很好的變化，社會組織走出去也可以參與其中。”黃浩明說，“報告還提出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經常遇到，我們的傳播能力遠落后于做事的能力。這點很重要。”
“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組織的形勢下，社會組織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如何迎接這一歷史機遇，將面臨著一定的考驗。社會組織一定要按照有關法律和政策要求，加強自身的體制與機制建設，完善治理結構，發展專業服務體系，才會真正肩負起歷史的使命。”王振耀強調。
鏈接>>>
十九大報告多處涉及社會組織、慈善事業、志愿服務等工作，摘錄如下：
直接提及的要點內容
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
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落實減排承諾。
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
注重從產業工人、青年農民、高知識群體中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中發展黨員。加強黨內激勵關懷幫扶。增強黨員教育管理針對性和有效性，穩妥有序開展不合格黨員組織處置工作。
完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優撫安置等制度，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婦女、老年人關愛服務體系。
推進誠信建設和志愿服務制度化，強化社會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奉獻意識。
間接涉及的要點內容
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支持和規范社會力量興辦教育。
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
支持社會辦醫，發展健康產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