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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一旦有器官捐獻，系統將根據患者病情、等待時間、所在區域等動態評分，最終選出得分最高的受體，即最匹配的適合接受捐贈患者 （圖片來源東方IC）
圖為2012年4月1日，廣州市南方醫院急救中心的醫護人員向一位90后男孩默哀致敬，江立權由于身患絕癥，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簽署器官捐獻自愿書，將可使用的器官捐獻給紅十字會。新規定實施后，紅十字會只負責宣傳、協調工作（圖片來源東方IC）
陳明軍在深圳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遞過來的“自愿捐贈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他要幫助弟弟完成心愿，將自己器官無償捐獻給有需要的人。
隨后，高敏聯系了醫院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簡稱“OPO”），在高敏同步留音、留影的見證下，OPO獲取了陳明軍弟弟遺體器官和組織：心臟和眼角膜。
這些信息隨即被上傳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計算機自動分配，這將杜絕因人為干預產生的某方獲利情況。
而陳明軍弟弟生前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器官捐贈給最需要的人，不論他們是貧窮還是富裕。2013年8月13日，國家衛生計生委以國衛醫發〔2013〕11號文印發《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該《規定》分總則、捐獻器官的獲取、捐獻器官的分配、監督管理、附則5章24條，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這讓陳明軍弟弟的夙愿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這是經過全國三年試點和統計后制定完成的新規定：每一個捐獻出的人體器官，必須進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以下簡稱“系統”），綜合等待患者的病情、血型、年齡、地域等因素，接受公平的自動分配。
新規出臺能否消解原先器官捐獻供求游走的邊緣地帶、計算機的自動匹配能否實現人體器官匹配真正公平、公正，《公益時報》記者為此進行了調查。
曾經的灰色地帶
人體器官移植在中國作為一種較為復雜的手術，一直以來存在著患者所需受體多、而愿意主動捐獻供體少的無奈現狀。
我國的人體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紀60年代，當時人體器官來源基本取決于司法途徑，一些死刑犯被執行槍決后，醫院方在刑場立即著手取出可用的器臟，冷凍、封存以備醫學研究和移植之用。由于這種行為未經供體同意、缺少人道主義精神而一直被質疑。但由于國人受自身觀念影響，沒有人愿意捐獻器官，使人體器官供需不平衡情況始終沒能得到緩解。
進入到2010年以后，由于思想觀念的逐步解放，加之人體器官捐贈倡導的宣傳力度增加，逐漸有人開始選擇主動捐贈死后器官，人們逐漸認識到在生命彌留之際還能幫助到他人是件很好的事情。
根據衛計委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8月9日，我國共實現捐獻1006例，捐獻大器官2742個。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占到器官來源總量的比例已由3年前的幾乎為0，提高到目前的23%左右（其中肝臟來源已占到25.5%）。
但隨后幾年，人體器官這一稀缺資源成為各方爭奪對象。一旦有潛在供體（即器官捐贈者），就會令其器官這種挽救生命的稀缺資源待價而沽。彼時的人體器官捐贈并未體現公平、公正，亟待移植患者優先匹配的原則。
孟葦是深圳市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的協調員，負責協調潛在供體，談起這個工作，他坦言“很喜歡，但有時也很無力”。
“在這個《規定》施行之前，醫院是沒有義務和責任一定要告訴他們醫院的器官捐獻者的，到大多數直接供體都會出現在醫院，因為醫院做著最后搶救，所以紅十字會雖然作為第三方，人家不告訴你有這個潛在供體，你也沒有辦法，全靠器官捐獻協調員去發掘那太難了，那這些不通知紅十字會的潛在供體或直接供體，就有可能成為器官移植的灰色地帶，院方做一臺這個手術費用是很高的。”孟葦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一位醫生也向《公益時報》記者表示：“人體器官信息在未被要求強制上網登記時，有些器官就被人為的流失在系統以外了。一個肝臟移植手術的費用高達四、五十萬元，這也會在無形之中給外界形成一種看法，捐獻者本屬無償捐贈的行為，是不是窮人就接收不起。”
詳細可查詢的捐獻系統建立
目前，在我國人體器官捐獻、獲取、分配、使用整體過程基本為，中國紅十字會系統下的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負責人宣傳人體器官無償捐獻政策，同時發現并收集各地方區域內潛在人體器官捐獻者和醫院方直接捐獻者，由于院方直接捐獻者大多處于不同的醫院，院方將在個人捐贈自愿并主動提出捐獻情況下通知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前來登記，再由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通知有移植資質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OPO）進行獲取，紅會全程參與見證并留音、留像，到此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工作結束。
后續OPO將獲取信息上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進行計算機自動匹配，匹配成功后，有移植資質的醫院將獲得器官進行手術，同時，OPO將分配結果告知紅會人體器官協調員，做到每步都可追溯。
這套系統的建立，要追溯到2009年，原國家衛生部委托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開發一套公平、公開、公正及自動分配且不受人為干預的器官分配系統。該系統被命名為“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里面包括一系列優先原則和篩選規定，能在1分鐘內自動運算出最佳匹配的患者名單，且立刻將信息發送給移植醫院，系統終端被安排設置在與香港相鄰的深圳市南山區，2011年4月系統正式上線，目前已經覆蓋全國165家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于2012年4月獲批心臟死亡捐獻器官移植資質，成為了中國第165家有移植資質醫院。
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設計完畢后，中國器官捐獻之路并未停滯不前，而通過設立器官捐獻試點的方式，進一步推動器官捐獻工作中的公民意識。
2010年2月，原國家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共同合作，計劃在全國對人體器官捐獻工作進行為期3年試點。今年2月，三年試點期限滿后已有19個省、市加入到人體器官自愿捐獻工作。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提供的捐獻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五月，全國完成器官捐獻總數2250，截至2013年8月30日，中國公民自愿捐獻器官1038例，救治了2830名患者。
計算機匹配破除“潛規則”
9月1日施行的《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中，要求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PO）將獲取器官信息必須上傳至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同時，全國165家有資質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也必須將等待移植患者信息上傳至平臺中，分配由計算機自動匹配完成，整個環節中并沒有人為參與。
登陸“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后，電腦屏幕上顯示出三個獨立的分系統，“潛在人體器官捐獻人識別系統”、“人體器官移植等待者預約名單系統”、“人體器官捐獻人登記及器官匹配系統”。
捐獻者如果愿意捐獻器官，首先要將相關信息錄入捐獻者數據庫。等待者的病情、血型等基本情況則錄入等待者數據庫。一旦有器官捐獻，系統將根據患者病情、等待時間、所在區域等動態評分，最終選出得分最高的受體。
強制使用人體器官分配系統后，在高敏的同事、另一位器官協調員孟葦看來要比不強制好多了，起碼這種新方式下違法的成本增加了許多。
“一臺器官移植手術需要醫院方面各科室的醫生數十名，如果這種情況下移植器官出現灰色地帶，并不是走系統下來，那這個團隊都得被集體封口，另外能在國內做這種手術醫生大部分都已經成了各個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根本不會因為一些小利益而去冒著醫院摘牌、個人除名的風險，如果還有這種不通過系統分配直接進行移植的醫院和個人就已經涉嫌違法犯罪了，這樣看來理論上是強了很多。”孟葦說。
為消除器官捐獻與分配領域的不公平、不透明，雖然，《管理規定（試行）》中并未明示對違禁行為的處罰，但提出“涉嫌買賣捐獻器官或從事與買賣捐獻器官有關活動”的醫生或醫院，依照《刑法修正案(八)》和《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已涉嫌構成犯罪，須移交公安機關和司法部門查處。
國家衛生計生委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技術應用管理委員會主任黃潔夫說，對捐獻器官做系統外分配，偽造醫學數據騙取捐獻器官等行為，本身就涉嫌買賣器官，可以對涉事醫生和醫院進行處罰，吊銷其器官移植資質。
讓器官無償捐獻回歸公益屬性
在現有醫療條件下，對于一部分病癥頑疾而言，器官移植幾乎是唯一的治療辦法，如果沒有足夠的器官捐贈，這些患者無疑將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甚至失去生命，器官捐贈體系的建立，無疑是器官移植治療的基本前提。
世界衛生組織此前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公民的器官捐獻率每百萬人中只有0.03例，而全球器官捐獻率最高的國家西班牙則是每百萬人中有350例，二者相差1000余倍。
高敏對記者表示，從2005年深圳進行了第一例多器官捐贈開始，到2012年3月在杭州召開的器官捐獻試點總結會議上公布的數據，全國捐贈器官數量為207例，但從這一天開始至2012年底，我們的器官捐獻就已經達到了500例子，這足以看出公眾的觀念在轉變。
“器官捐獻都是無償的，我們不會因捐贈者捐獻器官而給予回報，但一定程度上安撫和救濟還是有必要的，一般捐獻人家里面并不富裕，如果人體器官協調員抵達現場后發現捐獻者是因為捐獻想要獲得某中補償而決定捐贈，我們肯定會放棄受捐，在這里一定要保證捐贈的公益屬性。”孟葦說。
陳明軍在即將掛斷電話時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看到全國有那么多得患者在醫院排隊等待救治，不管弟弟器官用到誰的身上，主要能幫到他，我想弟弟的決定就是正確的”。 （本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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