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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2014年1月10日，蒙山縣公安局發布《關于網傳蒙山女童“小紫”被性侵一案的通報》：“2013年12月27日，蒙山縣公安局接到我縣一小學教職工報案稱，該小學的學前班學生“小紫”(化名，女，6歲)疑被人性侵害。接案后，我局高度重視，依照法律規定，邀請蒙山縣婦聯、教育部門派員協助，經調查后于2013年12月30日立強奸案偵查。”
2013年接連發生的女童性侵案、兒童權益受害事件，讓每一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跨入新的一年，這樣一則消息并未帶來新的開始。
目前案件已偵查終結，蒙山縣公安局隨后公布的調查結果是：綜合各方面證據材料，警方結論如下：
一、“小紫”被猥褻、強奸案成立，因犯罪嫌疑人未滿14周歲，依法不追究其刑事責任，責令其監護人嚴加管教;二、經警方偵查，排除“小紫”父母的作案嫌疑;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有關規定，為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案件具體情況依法不予公開。
這樣的結果，讓很多人費解、痛心，這其中，就有主要介入調查此事的社會組織“新媒體女性”負責人李思磐。
“因為受害人在幾次口述中均清晰地陳述道遭受來自父母性的侵害，但自己既不是受害者的監護人，也不是負有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面對既定偵查結果，應該怎么辦?”李思磐說自己也沒想好。
第一次學校家訪未果
最初知道這件事的是廣州某NGO在這所小學的駐校義工M老師，機構在該小學的項目為期一年，12月份結束，M老師從2013年5月起就一直住在學校。
12月12日，在M離開之前，三個跟她關系不錯的女生和小紫決定把事情告訴她。第二天，機構在廣州的工作人員S聯系了新媒體女性負責人李思磐。
“了解到小紫的情況后，因為我們NGO自身沒有類似的內容，而且項目馬上要結束，于是將其轉交給了關注婦女權益的新媒體女性。雙方雖然沒有合作過，但是有聯系的。”S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機構曾有志愿者在學校開展性教育課程，只針對五、六年級的孩子，小紫的幾個朋友中，有女孩是上過這個課程的，這可能也是她們決定告訴M老師的原因。
“北京的一家機構也考慮過，但還是覺得要么離廣州近，要么離廣西近，并考慮到機構的專業性，于是聯系了新媒體女性，跟李思磐的溝通也很順利，可以說一拍即合。”S說。
另一方面，李思磐也一直在跟校長溝通，每天打幾次電話跟進孩子的情況，直到有一天校長說去做了家訪，家長說沒有這回事，也未帶孩子體檢。
“在前三個星期，我們想盡了一切可以聯系的廣西方面的關系，希望有人管，但是沒有，所以才決定自己前往。”李思磐對《公益時報》記者說，“這件事只有我們這一小圈人知道，如果不做點什么，以后會一直想著它。”
在對校方的期待落空后，李思磐決定前往蒙山。
社會組織嘗試介入
12月26日，李思磐到了蒙山縣，在孩子下課后與小紫和幾個女孩見了面，了解到的情況與孩子之前跟M老師所講述的相同，并帶小紫到蒙山縣人民醫院做了檢查，檢查確認了小紫遭受到性侵害的事實。
但是私下帶孩子體檢的行為也受到了網友質疑，李思磐解釋：“正因為沒有權利將孩子帶離，我們花了兩周多時間勸告教育部門作為，在前者不作為、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援引刑法第二十一條‘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并在第二天報案時將這一行為告知警方，“如果司法機關需要追究，我愿意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第二天，李思磐聯系到梧州市和蒙山縣婦聯，因為是從梧州市聯系下去的，蒙山縣也比較重視。
“但來接我的是宣傳部的人，談話過程中，他們很客氣，三分之一時間在問案情，三分之一的時間打聽我們的背景、是什么性質的機構、誰資助的、怎么知道這件事情、為什么把小孩帶出來體檢，然后一再跟我講，要配合工作，不要寫東西出去，因為他們知道我之前做過記者。”李思磐說，“我也解釋，現在不是記者的身份，是代表維護婦女權利的機構。”
先跟婦聯接觸，是出于幾方面考慮，首先它是負責婦女兒童權益的部門，而且有一些跨部門聯系的機制，可以更好地保護孩子，另外也考慮到公安民警大多是男性。
婦聯聯系了蒙山縣公安局，當天下午李思磐到公安局做筆錄。整個過程很順利。“但有些情況他們沒有記錄，比如孩子家里和村里的一些成年人也是知情的，而且他們沒有給我報案回執。”李思磐說，“他們后來告訴我，讓校長報了案。我的理解是，將來真的有媒體跟進，外界問責的時候，這樣就可以說是校長報的案，校方和當地的壓力都比較小。”
“在這過程中，我們主要幫李思磐做一些與學校、村子、學生之間的聯系，她是自己去蒙山縣的，所以我們也介紹了當地的志愿者為她提供一些幫助。”S說，“在李思磐去了當地之后，才發現校長曾經給那幾個女生施壓，告訴他們不要再跟NGO的老師聯系。孩子們也沒有主動聯系我們，幾個大一點的女生的家長也有安全方面的顧慮。”
李思磐對于自己這樣一個身份還能做什么，至此似乎到了一個瓶頸。
遇到阻礙
回到廣州，李思磐一直與蒙山縣公安局保持電話聯系，也通過各種其他渠道打聽消息。有民警告訴她，他們帶孩子做了體檢，結論跟之前是一樣的，也對孩子做了筆錄。“我不太明白他們為什么有些事情沒有做，比如，周末又把孩子放回家了，我問他們孩子剛從家里回來，有沒有可能做一個DNA檢測，因為如果周末又發生侵害情況的話，檢測DNA是有效的，但是他們沒有回答我，后來就說不太方便回答了。”
“再后來民警說審問了父母，也沒有什么用。有警察告訴我說，不是父母，是另有其人。但這跟孩子口述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孩子還談了受父母侵害的更多細節。我就比較著急了。”在覺得調查越來越偏離的情況下，李思磐決定把了解到的情況通過網絡公布出去。“希望外界監督的力量，讓他們不能這么隨意的破案，應該更專業一點。”
事件調查中，有很多讓李思磐困惑的地方。“孩子的幾次講述都很一致，也沒有提到其他成年人。如果孩子的口述不是事實，那也需要兒童心理專家，甚至是精神病學的專家來解釋孩子為什么會有這種想法。我跟孩子聊的時候，也在想這么小的孩子講的東西到底是真是假，比如孩子的噩夢，還有她講的一些不知是真是幻的東西，這些可能都來自生活中的某個細節。這絕對需要心理學專家來分析。”
在與小紫溝通中，李思磐發現她某些方面的反應略微遲緩，“我懷疑這是一種創傷后的狀態，但我也沒有專業能力來分析。”但目前看來，公安機關辦案中并沒有兒童心理專家來介入，辦理孩子的案件跟辦理成年人的案件是一樣的。
“成年嫌疑人邏輯更清楚，為自己辯護振振有詞，這對孩子是不公平的。”這正是李思磐擔心的。“這期間，也有些做兒童項目的朋友聯系我們，希望可以用專業知識幫到忙。但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渠道可以接觸到孩子，外界的力量根本進不去。”
調查結果發布后，李思磐的反應是“這太扯了”。“還沒有想好之后怎么辦，當地婦聯繼續跟進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如果沒有來自社會的壓力，恐怕很難改變。”
1月10日，記者聯系到就南京兒童餓死案起訴當地政府部門的律師王宇，王宇認為，兒童權益受到侵害時，只要是知情人都可以向公安機關舉報，也可以要求公安機關進一步調查。對于這個案例目前的情況，她認為可以向當地檢察院提出申請，檢察院如認為有必要，會讓公安機關繼續調查。
對于整個事件李思磐說：“我們遇到的最大障礙，是沒有一套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兒童的機制。然而現在討論機制，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的，當下的情況怎樣解決，還是未知數。”
追問與反思
1月13日，李思磐發文對警方偵查的結果進行追問，認為如果警方的結論如果是基于“孩子陰部破壞情況不像成人性器官侵入”，那么是存在問題的。一是我國相關司法解釋長期以來，對于性侵幼女性為采用的是“接觸說”，也就是說接觸即可定強奸罪，而不需要證明侵入。其次，外陰性狀在兒童性虐待案件中，不是作出偵查結論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司法判決一定要考慮醫學證據的局限性，尋求其他輔佐證據，才能將性侵事實還原。并表示：“眾多的兒童性侵學者疾呼，兒童口述的遭受性侵事實依舊是判斷是否遭受性侵單一最重要的證據。”
得知蒙山縣婦聯給這個山區的農家送去了一些生活用品，來保證孩子和父母能夠分開就寢，而小紫的學校，也已經將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分開。李思磐覺得很欣慰，她追問婦聯、公安等部門能否對小紫的家庭持續跟進關注，并希望外界NGO在學校中的項目不會受到影響。
而長遠看來，李思磐說：“雖然性教育能夠給孩子們知識和自我保護的方法，但更需要依賴一套細致、運轉有效率的制度來提供保障他們，如醫生、社工、教師等見證者的強制報告制度，一個便于報告的專業防虐待熱線系統，教育機構內部的制度細化，面臨親屬虐待案例時，暫行監護的兒童福利機構——在這些方面，我們還尚在起步階段，在小紫案例中，我看到的是婦聯系統既覺得責無旁貸，又覺得茫然無措。”
(本文中所涉及的不宜公開人員姓名使用化名)
(本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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