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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2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開縣臨江太原中心小學，留守兒童填寫新年心愿卡.對絕大多數的留守兒童來說，春節讓爸爸媽媽回家，是他們最大的心愿。
日前，一份名為《他們也是父母》、針對子女對中國流動工人影響的調查報告在北京發布。報告顯示，超過80%的有子女的流動工人認為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由于與孩子分離，無法親自照料和教育孩子，他們經常感到焦慮和愧疚。這些父母是當今就業隊伍的主力軍，他們的幸福和生產效率直接關系到企業的成敗。
2013年6月至7月間，在瑞典使館企業社會責任中心的支持下，瑞聯稚博咨詢公司與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和珠海市協作者社會工作教育推廣中心合作開展了一項調查，旨在了解父母外出務工對其家庭關系帶來的挑戰，并且從外出務工父母的角度來凸顯留守兒童所面臨的問題。調查面向來自珠三角和重慶地區的1500多名流動工人和9家工廠管理人員，并對兩地的不同情況進行了對比研究。
被調查家長
多數對親子關系不滿意
在調查中接受采訪的流動工人江水蓮，大兒子已經18歲了。她說在孩子6歲多的時候，把他接到城市，孩子就拼命說不要在這里讀書，要回老家讀書，三個月后，他才適應這里的環境。孩子就是覺得自己不是母親帶大的，不愿意聽她的話。正因為對大兒子的深深愧疚，江水蓮決定無論如何要把小兒子帶在身邊。
在接受問卷調查的家長中，50%以上(尤其是流動兒童家長)的年齡主要集中在30-39歲。留守兒童的年齡主要集中在2-6歲，而流動兒童的年齡主要在7-10歲。絕大多數有子女流動工人住在企業提供的集體宿舍或者是自行承租的出租房中，只有極少數申請到企業的夫妻房。由于離家較近，重慶地區流動兒童家長更傾向于將老人接過來一起照顧子女。
無論流動兒童家長還是留守兒童家長，多數都對親子關系不滿意。超過一半的流動工人對與子女的關系不滿意，外出務工時間越長，尤其是把子女留在老家的流動工人，對家庭關系親密度下降的感受越強烈。
絕大多數(82%)的留守兒童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的父母，52%的流動兒童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的父母。導致流動工人認為自己不是合格父母的兩個突出原因分別是“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許多工人對于自己目前的收入和未來經濟狀況能為子女提供理想的生活環境也沒有信心。
而在子女對流動工人績效和就業穩定性的影響上，調查顯示，子女不在身邊對留守兒童家長工作狀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經常考慮回家問題，工作不穩定”(占59%);“因擔心孩子，工作易出差錯”(占38%);“不開心，影響工作積極性”(占33%)。當子女處于嬰幼兒階段和青春期階段時，對留守兒童家長工作狀態影響最大。相比之下，流動兒童家長是工作狀態較穩定的群體。受訪企業管理者也普遍認為，流動兒童家長的工作穩定性高于留守兒童家長。
另一方面，孩子的問題也給流動工人帶來了不小的精神壓力。有子女的流動工人其生活最大的負面感受來自與子女的關系，包括“經常內疚”，占73%;“經常想念孩子，內心痛苦”，占57%;排在第三位的是“因擔心子女經常焦慮”，占43%。特別是子女在11-14歲的留守兒童家長，更容易“經常內疚，覺得對不起孩子”占77%。此階段亦是兒童處于青春期，“問題”多發階段，兩地分離積壓的矛盾易在該階段的叛逆中顯現爆發。
因為離家遠，回家成本高，珠三角地區留守兒童家長回家頻率低，隨著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以重慶為代表的城市工業化程度上升，越來越多該地區當年外出的流動工人選擇回鄉就近擇業。2011年，全國去省外務工人數減少，改變了多年來跨省外出農民工比重大于省內農民工比重的格局。
為流動工人
構建社會支持體系
流動工人缺少有效的社會支持體系，當不良影響發生后，自身往往沒有很好的方式來平衡子女與家庭經濟的關系，從而陷入兩難的境地。
在流動工人對支持體系期望的調查中，他們最期望企業提供的支持包括幫助協調子女入學(72%)，更靈活的工作時間(64%)，給予住房補貼(54%)。然而目前國內的情況是，無論是傳統的制衣行業或是高端電子產品的制造業中，企業社會責任與兒童權利還處于起步階段。
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實踐中，對有子女的流動工人的需要未給予充分的回應。主要表現在：企業社會責任藍圖中并沒有專門針對有子女流動工人的具體支持策略，有子女流動工人的需要并沒有被系統、深入地考慮。當研究者詢問企業管理者關于已婚員工的數量以及已婚員工中將子女帶在身邊的工人比例時，受訪者只能給出極為模糊的數據，或者無法提供數據。受訪者表示均沒有專門了解過企業中有子女的流動工人遇到的具體困難。
而僅少數的流動工人認為政府為其提供過幫助，尤其是在平等的教育機會和家庭廉租房方面獲得的幫助很少。有子女流動工人希望政府提供的支持包括解決子女上高中和實現異地高考。一半以上的受訪流動工人表示希望改進社保待遇。
收費少又安全放心的公益性托管照顧、提高兒童社會融入能力的專業服務和改善親子關系的培訓，是有子女流動工人最希望社會組織提供的幫助。然而，研究顯示，總體而言，流動工人對社會組織的認知度低。只有7%的流動工人或其熟人接受過來自社會組織的服務。
報告指出，流動工人不是單純的勞動力，他們需要完整的家庭生活以支持其生存與發展。而支持體系的構建不是企業一方可以完成，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三方攜手，才有可能建設長效的有子女流動工人的社會支持體系。
(本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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