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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1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青年奮進會（戒毒康復者）”在社區公益服務，粉刷社區公園長廊。
編者按
6月26日國際禁毒日前夕，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了這樣一組數字：國內登記在冊吸毒人員數量持續增長，濫用不同種類毒品的人員比例發生變化。截至2014年底，全國累計發現、登記吸毒人員295.5萬名，而實際吸毒人數超過1400萬。
與這樣嚴峻數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戒毒康復者服務的人群——禁毒社工的數量。
“清醒人生”專業戒癮支持機構創始人、資深社會工作者袁獻遠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他從事禁毒工作8年了，至今全國禁毒社工和相關公益組織依然寥寥無幾，僅深圳來說，截止到2015年4月，深圳的禁毒社工有122名，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超過6萬，而實際122名社工面對的對象遠超過6萬，這無疑是杯水車薪。
禁毒社工及禁毒類公益組織能做什么?給戒毒康復者進行心理輔導?幫助他們進行家庭關系協調?事實上，社工能做的工作，遠不止“話療”那么簡單：
綜合協調來自社區、企業和政府的資源，幫助戒毒康復者重新走進社區、提供技能培訓和再就業機會，同時連接科研機構推動政策的完善和細化，繼而改善戒毒康復者整個群體的生存狀態，使他們融入社會、回歸社會，徹底脫離毒品依賴，才是這樣一群社工和公益人的工作使命。即便這樣的愿景相對于尚不壯大的戒毒公益群體來說，顯得有些吃力。
劉躍進表示：“對吸食毒品這個群體，既要把他們看成是受害者，同時也要把他們看成是違法者，一方面進行必要的法律處罰，另一方面要施予正面的教育、衛生、人文各個方面的教育、關懷，把這個群體盡可能多的挽救回來，把他拉到正常的社會生活軌道上來，盡可能地縮小這個群體，也就是說減少整個社會對毒品的需求。”
■ 本報記者 閆冰
康復者的困擾
張強(化名)是一名過往吸毒人員，戒斷8年了，但他仍覺得自己徘徊在正常生活之外。
6月8日，他到北京后住進了舊鼓樓大街一家賓館。晚上11點左右，來了兩名警察和一名協警，進行例行檢查和盤問。“就問我是否以前吸過毒，我坦言回答是，其中一名警察隨即拿出吸毒檢測試條對我說：‘那就驗一下吧。’”張強說。
令張強疑惑的是，按照《戒毒條例》規定，戒斷三年未復吸就不再動態管控了，自己都戒斷近八年了，怎么還要尿檢?警察回答：“那我不知道你這些年吸沒吸啊，你得檢測一下讓我知道你沒吸呀，如果你不愿在這檢測，行，那就麻煩你跟我到派出所去檢測。”
最終為了不占用過多時間，無奈之下張強同意了尿檢，結果陰性，警察把身份證還給了他。
這樣的困擾一直持續著，不論是張強出去旅行、住店，還是乘坐火車、飛機，都會接受“如期而至”的盤查，有時候是盤問，有時候要接受尿檢，有時候兩次檢查間隔才十幾天。“正常人肯定不理解，會問你一個外地人，怎么剛去到北京警察就知道你吸過毒，并且那么快就找到你了，其實我們都在公安部的吸毒人員網上動態管控預警系統當中。”
張強所說的公安部吸毒人員網上動態管控預警系統，簡稱“動態管控”，是公安部目前主要的信息庫，該系統收錄了全國在冊登記的吸毒人員以及其他一些有過毒品犯罪記錄的人員信息，只要信息被錄入該系統，被錄入人員的身份證等多種信息便在全國公安系統內共享。而后，被錄入人員不論在全國什么地方使用與本人真實身份相關的證件，該系統都會自動預警，轄區內的警務機構會在第一時間內趕到現場，對當事人進行動態跟蹤管理盤查，以此減低毒品違法犯罪率。
2011年6月26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頒布施行了國務院《戒毒條例》，并明文規定：戒斷三年未復吸的，不再進行動態管控。但是目前，在“動態管控”系統中為自己“除名”，是難上加難。
其實只要潔身自好、不再沾染毒品，就不怕被檢查，讓張強及更多戒毒康復者感到無法融入社會的，并不僅僅是“動態管控”，而是來自鄰里、工作單位、整個社會的“有色眼鏡”。
“我記得我媽在世的時候就是這樣，盡管剛戒除毒癮，但哪怕是警察找我了解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她都會認為我又復吸了，理由很簡單：要是你沒吸，警察找你干嘛，他們咋不來找我?”張強說。
由于過往吸毒的種種劣跡，以及反復戒毒的的過程，吸毒人員在整個社會里已經毫無誠信度可言，戒斷毒品的人員，想要回歸社會，最大的問題莫過于社會誠信的建立。剛戒除毒癮的人，雖然表面上大家看到其已經戒斷，但內心卻沒有人愿意相信他們會真的戒斷，包括家人和親友。“最急需的，是家人和社會給自己一分信任，哪怕是一點點。”張強說。
社工能做什么
清醒人生(SoberLife)是一間專注提供專業戒癮支持服務的機構，專注酒精、煙草、毒品等物質成癮的戒癮支持，目前主要為戒癮支持相關專業人士或機構提供支持。
他的創始人袁獻遠，是一位有7年戒毒社工經歷的資深社工。他舉例告訴《公益時報》記者，社會工作者能做的事情很多。
幫助康復者重建社區信任和生活尊嚴
“戒毒者融入社會的第一個門檻是他的家庭和所在社區，很多戒毒者都是戒毒、吸毒反復多次，他的家庭也深受其害，鄰里更是指指點點，所以他要學著重新和家人、鄰里相處，他的家人也要學習接納他。他們在戒毒的時候只是物理上的治療，但是沒有人教他們怎么樣與人交往。”袁獻遠說道。
“青年奮進會”，是袁獻遠曾在深圳寶安區透過小組社會工作手法開展的一個案例，得到了石巖街道禁毒部門(寶安區石巖街道綜治辦)、官田社區的支持。
小組成員最初6人，他們曾經為了找錢買毒品甚至還偷社區的電纜，做了很多壞事。當他們從強制戒毒所回來后，社區居民不信任他們。當時，袁獻遠和其他社工就帶著他們在社區做公益勞動，清理老井、打掃公園環境、幫孤老干活等等，社區居民也在慢慢觀察發現他們真的變好了。
“更重要的是，這群人在社區里重新獲得了信任和尊重，他們覺得自己也能幫到別人了，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現在這個小組發展到10人，且全部成功戒毒，沒有再復吸。
政策倡導，讓他們生活得稍微舒服一些
“動態管控”成為公安部門維護公共安全、篩查吸毒和犯罪人員的重要抓手，加之戒毒人員的綜合復發率一直在80%以上，所以一旦進入共享系統便難以從系統中除名。
“社工并不能幫助他們除名，但是能讓他們生活得稍微舒適便利些。”袁獻遠說道。
深圳寶安區的另一個實踐，是社工介入給戒毒康復者做定期檢查、訪談，根據他們的社區表現出具一個包括定期尿檢情況、家庭關系、社區鄰里反應還有工作情況的綜合評估報告，再給到轄區民警，民警會在他們的戶籍信息中做一個備注，能保證他在附近街道、社區內刷了身份證之后不用立刻接受檢查。
袁獻遠分析道，難以除名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沒有戒斷康復的標準，“不能說多長時間沒有復吸就能代表完全康復，戒毒成功目前在法律上是沒有一個明確康復標準的。”“清醒人生”目前在和北京大學中國藥物依賴性研究所合作，在做中國戒毒康復標準的研究，希望能在推動政策的完善方面有參考依據。
撬動企業，提供公益崗位
一方面，很多戒毒者面臨經濟困難和缺乏就業技能的現實，另一方面，企業有意愿拿出公益崗位給戒毒康復者，但是也會有擔憂。這就需要社會工作者和公益組織從中協調。
“新光計劃”是寶安區禁毒辦、艾美特(深圳)有限公司成立的針對戒毒康復人員提供公益性工作崗位的就業安置基地，也是深圳市首個戒毒康復人員就業安置基地。戒毒康復人員在艾美特公司工作的同時，社工也會在戒毒康復人員工作期間進行跟蹤幫助和心理疏導，確保他們在企業安心正常地工作。
美國TROSA二手家具市場：戒毒社會企業的嘗試
TROSA機構，這是一間運用戒毒社區(TC)模式的戒癮服務機構，是一間真正的社會企業。目前有500個“居民”，里面有正常人也有戒毒成功者，他們共同來運營這個社會企業，并成功實現“自我造血”。
除了醫療、技能培訓、心理輔導等常規服務之外，他們在做一些事情讓自己有盈利、自主盈虧。比如他們成立了搬家公司進而發展為二手家具交易中心。
TROSA居民在幫助別人搬家的時候，會跟別人這樣介紹自己：我們是一個戒癮服務機構，自己通過勞動來養活自己，如果你家里有廢棄的家具可不可以不要丟掉，捐給我們，我們可以免費把他們運走。
絕大多數家庭都是愿意捐出自己的廢棄家具，后來TROSA買下了一個城市里的廢棄沃爾瑪，把它變成了一個二手家具交易場所，從而獲得了更大價值、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神奇的不僅如此，他們也有籌款部門，但是不是籌錢，而是籌資源。
比如跟酒店旅館籌“一夜住宿”，因為搬家公司業務已經覆蓋全美，所以到其他地方需要住宿，如果跟酒店籌錢肯定沒有讓他們捐出免費住店容易。
除了搬家公司之外，他們還有很多能做的，比如幫別人做院子的除草、圣誕節運送裝飾圣誕樹等等……在這個戒毒社區的居民過渡年限是三年，三年后你可以選擇離開或者繼續在這里工作。
袁獻遠對比了中美之間的戒毒康復差異后，表示缺乏心理支持也是我國面臨的另一個問題：在美國強制戒毒成功后要接受一定時間的心理治療，在社區也有大量的社工去幫助他們，他們還有自助的戒毒者團體，他們定期聚會、進行康復交流，有戒毒成功者做志愿者，去幫助和分享自己的經歷。但是在我國沒有這樣的強制要求也缺乏心理咨詢師，現在大多數是由社工來做這些工作的。
廣東羅浮山自愿戒毒醫院院長何志軍分析道，吸毒者的心理十分復雜，可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你給他鼓勵與尊重，就能把他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搖擺的心拉回來，把變得薄弱的意志一點點鞏固起來，有時候，他們缺乏的就是那么一種力量。給吸毒人員最大的尊重，才能最大程度地幫助他們以健康的身心回歸社會。禁毒是整個社會的任務，吸毒人員回歸社會，還需社會做更多的努力。
馮宛寧：我與戒毒社工的不解之緣
人物介紹：馮宛寧，東莞市橫瀝鎮隔坑社區服務中心資深社工，東莞市社會工作見習督導，自2011年投身戒毒服務至今。
有不少人曾問我，為什么會來做戒毒社工。
我想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時機，2009年我剛進入社工行業時是做學校社工，恰逢2011年東莞市社工崗位調整，所在機構承接了東莞市的戒毒社工服務。當初的我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就轉入了戒毒社工這行。
二是情結，我自己一直對邊緣群體有特別的興趣，大學畢業時就試過應聘做戒毒社工。在我眼中，戒毒者的故事和內心可能比一般人更特別，更需要去聆聽和關注。說他們“邊緣”并非貼標簽，我認為他們是被社會主流推到了邊緣位置。我自己年少時也曾叛逆和不被理解，所以非常想挑戰自我去理解那些被認為“有問題”的人，并希望能夠幫助他們一把。
轉眼間，我已從當年那個躍躍欲試的新手社工，變成同事眼中已有4年戒毒工作經歷的老社工。那么，新的問題又來了。我問自己，為什么還堅守在這行?4年間經歷身邊同事的新舊交替，我曾與不少離開的同事討論為什么要走：或因晉升、轉換環境、家庭等等。我也曾和機構的新同事分享有關戒毒社工的苦與樂。迎來送往，不免常常問自己：“我的選擇是什么?”
我在工作上是成功與挫敗相互交織的：曾因服務對象復發吸毒深夜難眠，也會為服務對象主動打來的一通電話倍感安慰;曾因服務項目效果不理想灰心喪氣，卻也為有同道中人并肩作戰而重燃希望;曾因要兼顧前線服務與督導工作倍感倦怠，但也為不斷反思從業的初衷而鼓起勇氣。戒毒社工這份工作實在給我太多思考和感悟。我多次考慮不再做戒毒社工，但一種責任感與使命感，以及工作中的點滴成就，都給我莫大鼓勵，讓我堅持下來。
回想剛進入戒毒領域工作的時候，我與大部分新手一樣，很擔心做戒毒人員的個案工作：擔心對方不愿意接受服務，擔心自己講錯話，擔心自己幫不上忙，擔心案主沒有家庭支持、社會支持。特別是當案主復發吸毒被抓時總有幾分自責和無奈。
種種這些，但凡做過戒毒服務的伙伴，估計會有同樣的體會和困惑。做戒毒社工多年，我的這些擔心和疑慮也無法完全打消。現在，想到這些擔憂時，除了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會更多從服務對象的角度去想，多了幾分同理。
就當前的社會環境，我清楚明白，許多人都還會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吸毒(戒毒)者。尤其在戒毒者回歸社會之初，不少人都會擔心戒毒者再犯而處處避忌甚至歧視。因此導致戒毒者在正常的社交、工作上碰壁的比比皆是。
至于多年來提在嘴邊的社區戒毒社區康復，各地的執行力度和情況也不同，地方部門重視、能投入專項人力物力支持的，執行情況相對好一些;而有些地區缺乏具體可行的工作措施和專人跟進，社區工作網絡和配套資源不完善等，則使得戒毒者在社區內戒毒康復變成了一紙空話。
一個不接納不支持的社會環境，反而可能把一個很不容易戒了毒的人又推回了吸毒者之列，巨大的戒毒成本則再次被浪費。另一面，國家近年來一再強調禁毒工作的重要性，再三要求重視落實吸毒人員的社會照管、就業安置等。吸毒人員的日趨低齡化，吸毒人數日趨增長。去年，首次以黨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關于加強禁毒工作的意見》，要求深入治理毒品問題，做好禁毒預防教育工作，遏制吸毒人員的增長和預防青少年群體涉毒。一邊是現實的社會環境，一邊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務和社會形勢。由此可見，戒毒社會工作發展的必要性及作為一名戒毒社工之任重道遠。
我也想和每個人說，對于身邊或社區里的戒毒者，不以歧視的眼光看待他們，對于已戒毒人員回歸社區，請像正常人一樣對待他們，甚至家屬里有戒毒者的，如果你還愛他/她，就請多表達你對他們的關心和支持，少一些懷疑和埋怨;當你有能力去貢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幫人，或者給戒毒者一個就業機會時，你可以參加禁毒志愿者的工作，可以嘗試聘請戒毒者。戒毒者不需要我們給他們什么特別的對待，他們只需要我們像個正常人那樣對待，做好了可以得到應有的贊賞，做錯了，他們同樣承擔責任和需要改過。
4年以來的工作，我知道我一人之力沒有改變太多的東西，也改變不了很多的事情。但我相信，我做了會比不做要好，不管未來方向如何，至少此刻我仍記掛著這些吸毒人員，希望能給他們找到一條出路。所以，我此刻仍在戒毒領域繼續做下去。而且，不只是我在做，我更希望其他人以及其他的社會資源能和我一起去做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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