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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菅宇正
本報記者 菅宇正
“過去的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第一部門(政府部門)覆蓋一切，好比一條粗壯的象腿;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第二部門(商業部門)得到了充分發展，不是象腿也至少是一條牛腿;而作為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只是在近些年才得到了一定發展，過去一直沒什么發言權，就像一條細小的雞腿。”
在2016年6月16日首屆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上，南都集團總裁、南都基金會發起人周慶治說了上面這段話。對公益領域的發展，他表示：“雖然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存在很大的不足，但是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階段，仍有4億多農村戶口，這個龐大的群體要實現轉型，會帶來醫療、教育、扶貧等等一系列問題，沒有第三部門的良好發育是無法解決的，這就是我們的機遇。”
對于峰會的發起初衷，騰訊主要創始人、陳一丹基金會發起人、騰訊基金會發起人兼理事長陳一丹說：“我們并不只是想簡簡單單地開一個會，而是希望通過峰會這樣的形式，讓大家形成一種共識，《慈善法》即將實施，公益已經不再是行業內的事情，而是要面向整個社會，我們希望形成一種紐帶，共同推進公益的發展。”
在這樣一個場合，國內39家公益機構的第一負責人相聚探討移動互聯網與《慈善法》雙背景下中國公益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公益時報》結合采訪和峰會內容帶來各家的觀點。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徐永光：
“互聯網公益最偉大的價值是賦權。”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以騰訊“9·9公益日”為例闡述觀點，“沒有修改法律，無需政府授權，借助互聯網實現了公益行業的權利再分配;一批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機構開始與優秀的草根NGO合作，共享公募權，在共享中實現共贏發展。通過互聯網，公眾自主參與公益的選擇權也得到了保護，他們只會選擇支持那些透明度高、效率高的項目。”
對于《慈善法》規定，獲得公募資格的慈善機構的募捐活動，必須通過民政部指定的平臺，徐永光說：“如何理解和執行這條規定?我以為：首先，應遵循市場在慈善資源配置主體地位的原則，通過公開招標確定平臺，避免政府指定制造市場壟斷。第二，應給成千上萬的互聯網機構對公益機構的第三方服務和支持模式開發，留下足夠的創新空間，避免造成未被指定為平臺的機構永遠沒有機會成為平臺的僵局。建議給未認定為平臺的互聯網機構一個通過備案進行平臺試運行的過渡期。第三，互聯網平臺機構需要用好自己的選擇權，給那些優秀慈善機構創造更好的發展機會，促進公益行業的平等競爭，優勝劣汰。”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 李勁：
“移動互聯網與《慈善法》的來臨，對公益行業的機遇與挑戰總體而言就是更開放，更競爭。”壹基金秘書長李勁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專訪時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他說：“互聯網的發展，讓公益組織從幕后走到了臺前，更便捷、廣泛地被公眾所熟知，而《慈善法》出臺后，縣一級民政部門也具備了注冊基金會的權力，同時公募與非公募基金會之間的壁壘被打破，所有的基金會都有可能獲得公募的機會、慈善信托等新的公益模式得到認可，這些都讓整個公益行業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但同時也加大了行業內的競爭，但這是一種良性的競爭。”
李勁說：“互聯網為公益所帶來的變革是毋庸置疑的，但公益組織不能單方面依賴于現有的互聯網公益平臺，而必須通過不斷的創新，聯合互聯網平臺一起開發和創新公益產品，在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優勢為公益服務的同時，也能夠為互聯網平臺帶來回饋。因此，公益組織與互聯網平臺應該是在創新中互相融合的關系。
壹基金一直以來都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籌劃全新的聯合公益的模式，就是希望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圍繞全國性的社會議題，支持當地的公益組織，動員當地的社會資源，來解決當地的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全國性的公益組織網絡，共同參與和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理事長兼秘書長 王林：
近幾年，隨著互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不斷興起的各類社交網絡、移動支付等深刻變革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而在這個過程中，運動捐步、互聯網捐贈平臺等公益新模式也在沖擊著我國傳統的公益模式，它讓公眾與公益近在咫尺。
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秘書長王林表示，2015年兒慈會總籌款近2億，80%來自個人捐贈，而這當中62%來自互聯網籌款，而在3年前在這個數據僅為8%。他說：“是互聯網‘倒逼’我們這些公募基金會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就是互聯網對公益的改變。”
愛德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丘仲輝：
“公益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目標人群得到能力提升，通過接觸公益項目實現自我發展，而不是愈來愈依靠公益組織的幫扶、善款的救助;公益組織的最終目的是要徹底解決掉一些社會問題。”
愛德基金會秘書長丘仲輝在接受《公益時報》記者專訪時，談及互聯網為公益帶來的改變和挑戰時說了如上內容，他表示：“互聯網時代，讓公眾與公益組織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系，讓人人公益變成了可能，這是互聯網為公益帶來的革命性改變;但同時，挑戰也伴隨而來，公眾愛心高漲且容易被感動，所以很明顯一些個案救助類項目往往會更加吸引公眾的眼光，相比而言一些能力建設類公益項目，我們稱之為發展型公益項目遭到了‘冷落’，這就需要我們公益組織要利用好與公眾緊密聯系的機會，引導公眾更好地認識公益。這需要我們在不斷強化發展型項目重要性的同時，更多的設立一些體驗式環節，讓公眾親身參與其中，明白發展型項目所帶來的效果，從而正確地引導公眾參與到公益當中。”
對于即將實施的《慈善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丘仲輝表示：“《慈善法》明確規定了如何獲得公募資質的《條例》，雖然可能會在短時間發生一批非公募基金會申請公募資質的現象發生，但并不會持續太久，因為對公募基金會的很多條例要求，是許多非公募基金會無法全盤接受的，因此逐漸就會形成公募基金會與非公募基金會各司其職的穩定現象，而且非公募與公募的界限也就逐漸模糊，這將更加有利于公益機構的良性發展、理性發展;但同時，《慈善法》及一些配套政策中有些規定依舊具有限制性，比如必須設立專職秘書長，基金會法人不得兼任其他公益組織職務等等，這在某些角度來看是一刀切的方式，很多公益組織能力達不到，就應該適當放寬，而對于兼任職務的問題，應該加強監管和審查，而不應該堵住公益人才的流動和價值體現。”
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 翟紅新：
曾轟動一時的“郭美美事件”仍讓不少懷揣善心的用戶心有余悸，而在互聯網時代，這是公益組織無法避免的問題，面對這樣的挑戰，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秘書長翟紅新認為：“移動互聯網帶來了籌款的便利，但同時也讓項目處于來自于公眾的7x24全天候的監督。對項目的公開、透明的需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公益機構應保持敬畏之心，因為信任是公益組織的根基，信任坍塌則難以修復。但值得慶祝的是，目前通過互聯網公益平臺和移動社交網絡，已經能做到快速反饋項目進展、善款流向隨時查詢，愛心用戶既是捐款者，又是項目見證者，又是監督者，通過移動互聯網，正在共塑起一個透明、高效的公益信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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