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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5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 本報記者 文梅
“煙害它不像傳染病這類疾病的危害，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所以人們對于煙害的這種切膚之痛是沒有的。等到啥時候中國所有暴露于二手煙的人都憤怒了，控煙這個事情可能就好辦了。”
8月29日，在位于亦莊經濟開發區天寶園“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新探”)一棟簡陋的辦公室里，該中心常務副主任吳宜群對《公益時報》記者這樣說。
當天接受采訪的兩個多小時里，吳宜群談話間一直間歇性地咳嗽。她說自己近年來身體狀況已不如從前，但每每說到“控煙”，吳宜群的嗓門又立時不自覺地高亢了許多，如果只聽聲音，誰會想到這是一位已經72歲的老人。
“我跟你說，現在青少年吸煙的問題其實很嚴重的，國家一定要重視!不控煙，意味著中國人的健康陷進了‘雷區’里啊!”
吳宜群曾經是中國血鉛研究領域的頂尖人物，因為“兒童鉛中毒防治”而得到美國頒發的維諾·霍克紀念獎。
2001年，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成立。吳宜群覺得這個機構的成立意義深遠，未來將要做的事情必定豐富厚重，她決定將自己的后半生與“新探”的事業連接在一起。那一年她56歲，是中國預防科學院的副院長。
這個決定改變了她此后的生命與生活。吳宜群認為這些年“控煙戰斗”一路打下來，一些媒體記者對她從陌生到熟悉，從誤會到了解，甚至有些還成為了她的“鐵桿朋友”，皆源自她真誠待人。
在控煙問題上，吳宜群眼里不揉沙子，從來不管對方是誰。早在2007年，吳宜群就和由黃曉明主演的《新上海灘》劇組“交過手”。
“許文強從北京到上海的第一個鏡頭就是抽煙;許文強去給馮程程買定情禮物時受了傷，嘴里居然還叼著煙;最后一個鏡頭，丁力將一顆子彈射向他的時候，他還在抽煙……”吳宜群一口氣羅列出她在那部電視劇中搜集到的“吸煙罪證”。
她將片中所有抽煙的鏡頭剪輯成了一個短片，里面寫了句網友的話：“《新上海灘》是一部吸煙的教唆片”，并通過媒體轉達給該劇組。該片導演高希希聞訊后表示：片子里面吸煙的鏡頭是多了一些，以后會注意;男主角黃曉明則回應：本來我不會抽煙，為了表演這個角色，我在片場抽煙抽得都要作嘔。
吳宜群說，這件事讓她多少有點小小的成就感，起碼引起了影視劇創作者對劇中吸煙問題的關注。
真正讓吳宜群對抽煙深惡痛絕，是她的母親因為嚴重的肺心病離世。
吳宜群的母親平時就抽煙，后來由于哥哥生病，她母親抽煙的次數就更頻繁了，說是“解煩。”吳宜群回憶說：“那時她經常開著窗戶，一面呆呆地望向窗外，一面使勁抽煙。這個時候任何勸導對她都無效，但凡一說這事，她就會用‘我又沒有抽你們的，我抽的是你爸爸的退休金’這句話懟我們。”
“我母親住院僅五天就去世了，我簡直無法相信，生我養我的母親霎時就消失了，我都要崩潰了。從那以后我更加痛恨抽煙，我覺得我母親多病的身體和臨終前的痛苦多半是被煙害的。”
這讓吳宜群愿意為控煙投入更多熱情和堅持，從而讓更多的人免受煙害。
在她和同事們的多年努力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新探”成長為國內知名的民間控煙組織。他們呼吁無煙影視，得到了國家電影電視主管部門的肯定回復;他們懇請民政部將煙草企業從“中華慈善獎”名單中去除，得到民政部認同;他們成功說服上海世博會組委會、第十一屆全運會組委會退還煙草公司捐款;他們說服科技部讓煙草科技退出“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評選;他們四處奔走，希望立法通過“禁止煙草企業冠名希望小學和貧困助學金”，并將四川的若干所此類希望小學頭上的煙草冠名成功拿掉……
吳宜群自封“控煙愚婆”，她說：“煙草業再怎么跟我折騰，我不傷心，因為煙草業的利益和公共衛生政策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某種程度上講，煙草業本來就覺得我們是對立方。但最讓我傷心和想不通的是，最該支持我們的，人家不支持。”
不過，她并不喜歡被人稱作“堂吉訶德”或者“控煙斗士”。“我并不是一個喜歡與風車作徒勞斗爭的人，我是一個搞科學研究的人，我更愿意通過理性科學的方式，把公眾應該知道的真相和道理告訴他們。”吳宜群如是說。
對話吳宜群
控煙11年成果有，問題也不少
《公益時報》：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3年誕生，2005年中國簽約，后經過人大常委會批準，2006年1月開始生效，11年過去了，效果如何?
吳宜群：總結來說，成果還是有的。比如煙草監測，中國成人吸煙調查、青少年吸煙調查，至少我們弄清楚了中國近年吸煙流行趨勢究竟是降還是升。
城市無煙環境的創建和地方城市的立法方面取得重要進展，北京表現最好，上海和深圳也不錯。新的《廣告法》的誕生，如果能嚴格執行，中國基本上可以全面禁止煙草廣告。
但問題同樣存在不少，有些是多年來老生常談的。比如煙包的警示標識問題，我們至今連曙光都未見，圖形至今上不了煙包，僅有的警語內容都不達標。
另外，戒煙服務不夠完善，戒煙門診在國內各醫院并不普及，許多人不知道煙草依賴是一種慢性成癮性疾病，應該尋求醫療幫助。控煙的成效，體現于戒煙需求的提高。戒煙服務的完善，可以促進和鞏固戒煙的效果。可是將戒煙藥物納入醫保，喊了好幾年，一直沒有實現。
我們建議全面落實《廣告法》，嚴格監管。針對煙草業的“擦邊球”，立法和執法監管機關應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加大對煙草廣告的監管和執法力度。需明確在所有的公共場所和大眾媒介包括煙草銷售點和網絡媒體禁止煙草廣告，推銷煙草;禁止煙草業以企業社會責任或慈善名義的贊助活動，特別是針對女性、兒童和青少年的煙草促銷和贊助活動。
我們呼吁將戒煙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不斷提高戒煙服務的可得性和易得性。完善由簡短戒煙服務、戒煙門診和戒煙熱線構成的戒煙服務體系，使有戒煙意愿者得到戒煙幫助，切實做到戒煙干預融入日常的診療服務。
目前我國控煙形勢仍然很嚴峻。成年吸煙人數差不多3個多億，13-18歲的青少年吸煙人數大約1500萬，還有7.4億人正在受到“二手煙”的危害。11年控煙之路，相比其他進步顯著的國家來說，我們現在其實很尷尬。
《公益時報》：你認為中國控煙問題能從本質上推進的關鍵點是什么?
吳宜群：中國控煙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的構成有問題，煙草企業的介入阻礙控煙。要想加快履約的步伐，第一條就是要政企分開，在中國煙草業未能實行政企分開之時，國家煙草專賣局應退出八部委履約協調機制。讓賣煙的來控煙，必然造成利益沖突。這已成為中國履行《公約》、實施控煙的主要障礙。障礙必須排除。
控煙緩慢的另一個原因，還有一部分是政府決策者對煙草稅的依賴。如果政府決心優先考慮保護公眾健康的權利，應當遵照《公約》及其實施準則，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不折不扣地落實系列控煙政策，運用價格、稅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煙成效。
兩次參加控煙締約國會議的難忘經歷
《公益時報》：2008年和2010年，您先后兩次參加了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那兩次經歷按你的話說是“終身難忘”，為什么這么說?
吳宜群：2008年，我第一次參會。當時很多國家的煙包警示圖形都在逐漸上了，中國也同樣面臨著這個問題。大會中討論到關于這個問題的第11條的時候，中國代表團的一位代表發言說：“我們不同意修改煙盒圖形，中國的煙盒上都是名山大川，都是中國文化的積淀，我們不能容忍這么丑陋的圖形放在煙盒上，這是對我們的侮辱。”這位代表說的這些話，換來的不是掌聲，是當時坐在臺下的很多代表的噓聲。
當天晚上出席會議的非政府組織要對出席會議的締約方組織進行評獎，要評出哪個國家表現最好、哪個最次。最好的授予“蘭花獎”，最次的給一個叫做“臟煙灰缸”的獎。當晚與會者一致舉手，“蘭花獎”授予了新西蘭，“臟煙灰缸”獎給了中國代表團，當時這個“臟煙灰缸”獎的頒獎詞是這樣說的：“只要漂亮煙盒，不要公民健康。”
2010年11月，我第二次參會。這次要討論的實施準則的重點在于《公約》第9條和第10條(煙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煙草制品披露的規定)。
正如當時媒體報道的，20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是所有締約方代表團中最為龐大的。這20個人里面有5個人來自國家煙草專賣局，占代表團人數的1/4。眾所周知，國家煙草專賣局就是中國煙草總公司。
那次會議的當晚，這屆大會的“臟煙灰缸獎”授予了代表團隊伍中混有煙草業人員的締約方，理由是他們違背了《公約》第5.3條的精神，因為《公約》第5.3條及其《實施準則》告訴我們，煙草業的利益與公共衛生政策之間存在根本的和無法和解的沖突，各締約方應采取行動，防止受煙草業的商業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我不敢說中國代表團這次又獨得了這個“獎”，但說他們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分享”了這個獎項，是不會有誤的。
當時我是一個沒有投票權和話語權的觀察員，是以非政府組織成員的身份出席會議。這兩次參會的經歷和感受其實都一樣，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終身難忘。這也是后來我都拒絕參加每2年一次的締約方的會議的原因。
“新探”在控煙中轟出些聲響就算值了
《公益時報》：“新探”成立至今16年有余，在中國控煙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你覺得這其中內因與外因的作用孰重孰輕?
吳宜群：這些年我們一直與兩會的代表和委員保持著良好的聯系，請他們在兩會上發出控煙之聲。這中間特別難的一點就是，你如何找到特別關注和支持控煙、又能愿意提交控煙建議的代表委員。
志愿者隊伍的日漸壯大也讓我們的控煙工作更有勇氣和力量。譬如上海一個金融專業的學生，他在課余給我們發來澳大利亞和泰國的煙包，正反面的文字還特別做了中文翻譯，盡他所能的幫助我們。現在他已經是我們志愿者隊伍中的一員了，還有不少像他這樣的大學生在網絡上經常幫助我們發布控煙的宣傳貼。
控煙得到了法律界的大力支持。如消費者協會及許多律師事務所的大律師們在對煙草業的投訴和訴訟方面給予我們大力的支持，有了法律的后盾，我們做事情心里更有底。
《公益時報》：“新探”目前面臨的實際困難有哪些?
吳宜群：“新探”目前專門投入做控煙的工作人員十余人，這期間人員流動性很大，因為既不能給人家進京戶口，也沒有豐厚的工資待遇，再說我們這個機構做的還是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工作，長期堅持下來對誰都不容易。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機構領導人更新換代的問題。我們這批老人退下去之后，肯定要讓精力更充沛、熱情更高、能力更強的年輕人來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還要踏實沉得下心，這種人才我們正在尋找和培養。
目前國內涉及艾滋病的NGO有600多個，但要說到控煙的社會服務組織(NGO)機構，目前也就是中國控煙協會、我們“新探”、再就是云南超軼健康咨詢中心等為數不多的幾個。
但即便就是這么幾十個人，“七八條槍”，在控煙工作中它能轟出些聲音來、能推動中國控煙的改革與進步，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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