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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3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編者按：
“棄嬰島”在短短的時間內從收獲喝彩到遭遇質疑尷尬，其實在宋代也有同樣的棄嬰和流浪兒童問題，“慈幼局”只是一個縮影，反映出某種程度上宋朝的福利制度甚至超越今天。從本期開始“尋找慈善傳統”將陸續刊登宋代的兒童權益保護制度及相關福利政策。
兩宋是中國流浪兒童救助保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當時的大環境造成了宋代民間陋習的產生，進而促成政府大規模介入棄嬰、流浪兒童的救助。 民間“生子不舉”盛行
南宋人的生育觀比較特別，由于戰爭的原因，大量北民南遷，主要城市人口空前膨脹，以至于形成了市民、鄉民自發進行計劃生育的奇怪現象——生子不舉，并日久成俗，成為當時流傳東南一帶的風俗之一。這在元人修的《宋史》、當時宋人筆記和《馬可波羅游記》中多有提及。
“生子不舉”又叫做“洗兒”，就是父母遺棄或虐殺嬰兒來控制子女數量，理想中的孩子數量是兩子一女，等到第四個孩子出世時，無論男孩女孩都是一樣要被“洗”，沒有性別歧視。百姓溺嬰現象并非全部是虐殺，大多則傾向于將新生兒遺棄在大街上。
由于“生子不舉”之風的盛行，朝廷不得不出面干預，開始時宋朝中央政府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家庭不要丟棄新生兒。比如，在孕婦妊娠期內，免其丈夫的雜色差役，給予新生兒家庭物質、資金補貼等等，但是“以立禁賞，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隱”，可見民間對于朝廷政策的逆反現象很普遍。
鼓勵政策不能減少棄嬰現象，所以朝廷對于棄嬰，開始采取政府主導的慈善救濟，負責收養嬰兒的機構被稱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莊”。馬可波羅在自己的游記中也有相關的記載：“(南宋)其國諸州小民之不能養其嬰兒者，產后即棄，國王盡收養之。”
宋朝以前，政府性的社會救濟特別是針對平時救濟遠不如兩宋發達，往往只關注于災荒，而平時的濟貧則在一些社會組織內部消化了。宋代的幼兒救助，從貧困家庭的孕婦妊娠、新生兒出生，到災荒、饑歉年間幼兒的遺棄，不斷完善，漸漸形成每一個環節明確的救助和保護措施，此外還設有官方幼兒救助機構。研究學者普遍認為，我國古代政府的幼兒救助事業是從宋代開始的，對后世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幼兒救助有深遠影響。
興辦慈幼局
在北宋時期，慈幼并沒有從其他的濟貧機構中分離出來，形成專門的機構，而那時承擔此責任的是福田院、居養院、廣惠倉等濟貧機構。如福田院由最初收養老人的專門性慈善機構發生了一些功能變化，同時領撫少數棄嬰、流浪兒童。
宋室南渡后，也承北宋之衣缽，一如繼往地重視救助和保護流浪兒童的慈幼之政。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江南地區谷物歉收。吳興知州鄭作肅的鄉紳見棄嬰盈道，于是設立了“散收養遺棄小兒錢米所”，這便是慈幼莊的雛形，雖然它是由民間紳衿創設，但經費也得到官府的資助，因而帶有半官半民間的色彩。
歷史研究員吳鉤介紹，慈幼局于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創立于臨安，位于公益醫療機構施藥局之側，這樣的用意是有利于對患病嬰兒、幼童的救治。南宋寶祐四年(1256年)，在臨安慈幼局運作成熟之后，朝廷又下詔要求“天下諸州建慈幼局”，次年，宋理宗又詔曰：“朕嘗令天下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這是一位宋代君主的慈幼理想。
于是，以慈幼局為典型的宋代流浪兒童救助機構逐漸在全國推廣開來。及至南宋末年，官方設立的慈幼局已十分普遍。由于宋政府的一貫重視，慈幼局在拯救流浪兒童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養教并重 用好罰沒收入
慈幼局在對幼兒收養程序上十分嚴格，首先要進行辨別，確定嬰兒孩童的身份、歸屬地等，在確認為棄兒后要進行“注籍”，類似今天注銷戶口的意思，然后才給予收留。
在救助年限和救助標準上也有明確限制，根據宋人吳自牧《夢粱錄》的記述，慈幼局是這樣運作的：“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拋棄于街坊，官收歸局養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暖，養育成人，聽其自便生理，官無所拘。若民間之人，愿收養者聽，官仍月給錢一貫，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南宋時期，各地所設的幼童救助保護機構，叫法很多，慈幼局、慈幼莊、嬰兒局、舉子倉，雖然名稱不一，但功能都是一樣的。運作方式主要依靠政府撥款、民間執行，也有利用政府罰沒的財產來支持收養流浪兒童的，是一個不錯的思路。
如嘉定十年(1217年)，江東轉運使真德秀在建康府設立的慈幼莊，收養因饑荒而被遺棄于道路的嬰兒和流離失所的流浪兒童，利用沒收入官的財產——撥置1300畝官田作為慈幼莊的恒產來支持慈幼莊運作，同時還對幼兒的撫養方式、收養年限、病故問題等制定了完備的管理制度，以至于慈幼莊“逾四十年相仍不廢”，在宋朝慈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慈幼局對收養的棄嬰流浪兒重養輕教，以致將來無以謀生，釀成終身貽誤。有鑒于此，江西提舉常平司黃震提出慈幼局要變消極救濟之法為積極之策，教養并重，使幼兒長到一定年歲后能夠獨立謀生，糊口養身。他表示，如果有店鋪商家想要伙計，可以將孤兒雇傭或收為養子，他將會給每個收養家庭金錢和糧食作為每個孩子的養育費用，讓他們能夠“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
這樣就解決了慈幼局等救助機構兒童長大后的生計問題。這表明，流浪兒童救助事業發展到南宋末年已臻于完善，不僅得哺育，還開始重視教養。在慈幼善政方面教養并重，雙管齊下，這標志著宋代救助幼童事業已前到了一個相當的水平。
鼓勵民間收養
親生不可再認
救助兒童單靠政府之力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歸根到底還要動員起一切可以動員的民間力量。
對于那些收養孤兒的家庭，政府會給與經濟補貼，規定“每月支錢一貫文，米六斗，至五歲止”。對于嬰兒還會招募愿意喂養的哺乳期婦女做志愿者，比如“無人家收養者，所屬官司招募有乳婦人寄養，月給一同，至七歲止”。
適逢饑荒年景或隆冬時節，棄嬰增多，人民生活艱辛，四處逃散，有的把子女賣給富裕之家，有的則把幼兒遺棄于道路，民間救助力量就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還會出現二次拋棄。因此，宋朝政府也想了很多辦法安穩民心。對這些被遺棄的幼兒，政府鼓勵民間收養，最有名的一條，就是制定養子法令鼓勵收養義子，親生父母“將來不許認識”。對收養棄兒成績突出者，政府給予獎勵。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規定:“如上戶士大夫家能收養五十口，具名以聞，乞行旌賞。州縣官措置支給錢米收養百口至二三百口者，具名以聞。”嘉定四年(1211年)七月，“詔撫州寄居迪功郎新袁州萬載縣主簿段子雍，以歲旱收養遺棄童幼二百二口，后至食新，并責還父母親屬，可特循從政郎。”宋朝地方官員也強化地方政策，如“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認”。
正因為有這樣一批朝廷對幼兒的救助法令，大大提高了收養人的積極性。朝廷對地方政府的收養，也給予經濟上的支持和鼓勵。因此地方在收養棄嬰時也采取了積極實用的方法。一些地方官，也想方設法積極收養棄嬰。
比如江東安撫使洪遵曾上奏朝廷，陳述其收養棄嬰的措施:第一，收養童幼，各縣有知縣和巡尉負責;第二，棄嬰中可以自立者，交由寺觀收養，政府提供錢米，寺觀主持每半月都要向官府匯報收養棄嬰的人數及身體健康情況，如有疾患，官府給藥，若有死亡，官給棺木埋瘞;第三，對那些尚在哺乳的幼兒，官府交給有乳之家收養，官給錢米，并定期查看幼兒身體狀況，有病者，官府給藥，死亡者，官給材木安葬。對偏遠鄉村遺棄小兒，則責成保正負責。
公益時報記者 閆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