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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文梅
當地時間5月9日，比爾·蓋茨先生在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總部會見國際公益學院GPL全體學員。受這次善財之旅以及“捐贈誓言”倡議感召，董方軍與游忠惠相繼決定加入“捐贈誓言”行動。
■ 見習記者 文梅
5月30日，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全球善財領袖計劃GPL學員董方軍、游忠惠承諾將半數以上資產捐給慈善事業，正式成為簽署“捐贈誓言”的宣誓人。這是繼蒙牛集團創始人、老牛基金會創始人牛根生之后，再度有來自中國大陸的慈善家宣布加入該慈善行動。
那么，“捐贈誓言”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組織、打算做些什么事呢?財富身家達到何等水準才有可能加入?該組織的約束力來自哪里、誰來監督?三位中國成員加入的意義何在?
因向善而加入
據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慈善合作伙伴關系主任羅伯特·羅森向公益時報記者介紹，“捐贈誓言”是一項公眾承諾，簽署者承諾在有生之年或過世后，將半數以上資產捐給慈善事業。“捐贈誓言”的目標是倡導捐贈，針對社會上最緊迫的問題進行討論并尋求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與所有加入“捐贈誓言”的企業家、慈善家一樣，董方軍與游忠惠表示，希望通過自身的行動，直面解決全球環境、能源、健康等棘手問題，改變弱勢群體的命運和未來。
董方軍說：“我想通過加入‘捐贈誓言’，和所有有志于推動中國慈善界‘革命’的慈善家們，用四兩撥千斤的勇氣和努力，把有限的財富和精力，投入到從中國慈善事業頂層設計到民間普及的發展軌道，促使更多的慈善家關注和加入‘捐贈誓言’，帶動更多國人參與慈善公益，將中華民族優秀的慈善公益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董方軍表示，愿景和期望固然很美好，但推動中國慈善界“革命”并非易事，因其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它需要頂層設計、政府引導、社會呼應、全民參與，才有可能完成。他愿意將壓力變為動力，以一己之力，在這方面做出努力嘗試，承擔考察、調研、設計以及推動的中國慈善“革命先行者”。
游忠惠在“捐贈誓言”中特別提到，“向上，使人增長智慧和財富，在追求事業發展方面，立足主營業務，把企業做大做強。向善，則是珍重生命，尊重自然，心懷善意，廣播善緣，這使人心態陽光健康，增加福報。”
看到目前加入“捐贈誓言”的三位中國宣誓人都是本院成員，作為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掌門人”，院長王振耀說自己深感欣慰。他說：“前邊還有牛根生，現在董方軍和游忠惠又能加入進來，我覺得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中國的慈善家，能夠和世界上160多位慈善家站在一起交流分享，這對我們的國家、民族和社會特別有意義，對其個人和家族同樣意義非凡。這是作為一個人，生命內涵提升到了嶄新的階段。”
不靠法律約束
說起“捐贈誓言”，網友們最關心的無非是三個方面—— 一是程序復不復雜，二是財富“門檻”有多高，最后就是誰來監督的問題。
羅伯特·羅森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加入“捐贈誓言”的流程并不復雜。每位選擇立下誓言的人都需要簽署一份公開聲明，并發表一封公開信，說明作出捐贈承諾的理由。通過捐贈誓言的官方網站錯誤!超鏈接引用無效。可以瀏覽最新的捐贈誓言參與者名單及其公開信。
據王振耀介紹，擁有財富的規模和數量是“捐贈誓言”成員入門的第一考量要素。他說，在美國，只要企業規模或個人資產的財富總量達到10億美金，就可以考慮承擔社會責任，亦可說已經具備了加入“捐贈誓言”的基本條件。
“就算加入了‘捐贈誓言’，最終沒有履行承諾怎么辦?”
“‘捐贈誓言’有沒有法律層面的約束機制，誰來監督?”
類似這樣的坊間質疑也正是“捐贈誓言”令世人關注的核心問題——按照美國慈善法和遺產法相關規定，加入“捐贈誓言”的當事人有權阻止關于該誓言是否最終兌現的公共信息披露，而且蓋茨和巴菲特也并未硬性要求宣誓人一定要證明什么。
羅伯特·羅森表示，“捐贈誓言”是一項道德上的承諾，而不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捐贈誓言并非為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或任何其他特定項目或組織尋求支持。承諾做出巨額捐贈的人們因為共同的信念連結在一起。他們彼此分享慈善經驗和理念，共同為回饋社會做出行動。
王振耀也強調，“捐贈誓言”是一個慈善家的自我承諾，是一種道德層面的約束，其自律意義遠遠大于社會監督。
“比如一個企業家做得很大很成功，只要他能夠遵紀守法如實納稅，人家也是一個合法公民，沒有人能夠強迫什么。所以‘捐贈誓言’無需法律部門的追究或行政部門的介入，它就是自覺自愿的行為。慈善家們勇于加入，并能夠履行這樣一個口頭承諾，恰恰也是體現其人性之美好本真的最佳證明。”王振耀舉例說。
董方軍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他覺得這樣的“捐贈誓言”要比白紙黑字寫進合同、體現在文字上，用法律條款做“緊箍咒”更為重要和有效。
“因為這相當于全世界人民、全國人民、全社會對我的監督，這對我的家族也是很好的自律和約束。在榮譽和激勵下形成的自我約束，更有意義。”董方軍說。
中國慈善家
貢獻受到肯定
在采訪中，王振耀告訴《公益時報》記者，不遠的將來，“捐贈誓言”組織中的“中國軍團”必將日益強大，影響力更甚。
王振耀認為，改革開放近四十年走到今天，中國的財富人群已經進入到了一個財富和家族傳承的特殊轉型時期。“如何管理財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不僅不利于財富家族發展壯大，更會對整個社會產生不利影響。
“解決此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和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們在一起，分享經驗的同時，提升自我，各個家族也會促進。
王振耀表示，牛根生、董方軍、游忠惠就是中國慈善家嘗試與國際慈善界牽手共進的先行者。而加入“捐贈誓言”，其意義不單單是提升中國慈善家的國際影響力，還可以積極扎實的推動中外慈善家互通有無，加強雙方在慈善公益領域的合作交流。
“比如最簡單的，由我介紹和推動的、牛根生的老牛基金會和保爾森基金會的合作。他們在中國進行濕地保護培訓，開展對濕地的鳥類保護救助等，那就是各自拿100萬美元;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和老牛兄妹基金會合作，探討怎么培養中國優秀的青年慈善工作者，也是雙方各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然后啟動項目開始干。”王振耀介紹。
董方軍表示，自己從加入“捐贈誓言”那一刻起真正開始意識到，從此不再是他一個人或一個小群體做公益慈善，而是在世界范圍內組成了一個和諧團結的大家庭，惠及更多人群。這樣的知識和經驗在書本上是無法得到的。
采訪中,羅伯特·羅森也對中國慈善家為國際慈善事業做出的努力和貢獻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說：“除了捐贈誓言的中國簽署者如牛根生、董方軍和游忠惠，還有馬云、馬化騰和陳一丹等中國許多成功的商業領袖，他們將財富持續用于推動慈善事業，成為社會楷模。”
羅伯特·羅森認為中國慈善捐贈的規模與影響力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第一代財富創造企業家精神的發揚和傳承、慈善領域政策環境的改善和新型社交媒體技術的應用普及為慈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中國將有望引領世界，開創獨具特色的慈善發展新模式。
王振耀說，像牛根生、董方軍、游忠惠這樣的慈善家能夠有勇氣躋身于國際慈善大潮，不斷的學習和觀察，學會奉獻，讓全世界都對中國的富裕人群另眼相看，這也打破了之前多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企業家舊有的認識---只知道辦企業賺錢而不具備社會責任，由此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整體形象。
“捐贈誓言”背后的公益教育
比爾·蓋茨不僅是“捐贈誓言”的創始人，也是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的發起人和捐助人之一。他之所以愿意投入一定的時間和金錢來扶持深圳國際公益學院，也因該學院“慈善引領社會文明”的教育愿景與其公益理念不謀而合。
王振耀表示，要想實現這一愿景，公益教育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普及是必需且主要的良性通道。
“大家通過學習善的理念，計劃善的項目，同時調整和規范善的行為。這樣的公益教育，對于財富人士而言，首先是具有了全球視野，然后是建立對財富理念的全新認識。”王振耀說。
王振耀表示：“比如說牛根生，在學院頂級慈善領袖培養項目‘“全球善財領袖計劃’”當導師，他可以和全球的慈善名人，比如比爾.蓋茨、洛克菲勒家族、各種國際慈善家族進行交往，在這種頻繁多元的國際交往中，使得他對慈善公益有更多思考，這也是他后來加入‘捐贈誓言’的一個認知基礎。”
董方軍說自己的慈善公益理念有了質的飛躍和改變也是得益于深圳公益學院的公益專業教育。原來他是以一個小公司、小基金會的視角來做慈善公益，現在他希望自己能夠帶動更多的人來一起向善、一起做好事。因為他意識到，公益機構做的再多，也不如影響和帶動全社會的人都來做公益和慈善所產生的社會效果。
“再好的慈善公益理論，都要在現實生活中加以驗證。他告訴《公益時報》記者，有時候身邊的慈善榜樣的言行舉止帶來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更勝書本教育。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以及蓋茨和巴菲特帶給他和學員們的公益影響力。”王振耀強調。
王振耀向《公益時報》記者描述了牛根生2012年初次探訪時年96歲的戴維.洛克菲勒(已于2017年3月20日去世)后的種種感慨。
“他吃得非常簡單啊，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坐的車也不是什么豪車，世界知名富豪原來是這樣生活。”王振耀回憶起當時牛根生說及此事時吃驚的表情。
因“捐贈誓言”與蓋茨結緣的董方軍說，他發現蓋茨已經把對慈善與公益的詮釋與認知，毫無保留地付諸于工作和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這種從骨子里散發出來的、沒有矯飾與偽裝的高尚令他由衷感佩。
王振耀說，這樣的慈善家才真正可信可敬。
正如當年巴菲特本人在捐贈誓言中所說：
“在我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際，我將把至少99%的個人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
“我的家人和我不會為我們的非凡好運感到罪惡，相反，我們充滿感恩。假使我們把多于1%的財富花在自己身上，我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會因此加強。然而，剩下的99%財富卻能對他人的健康與福祉產生莫大影響。這一現實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道路：留下的財富夠花即可，其余則贈予社會，去滿足更多需求。這份捐贈誓言，就是我們踏上慈善之路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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