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
最近，李克強總理在遼寧考察時再次強調，“放寬市場準入，鼓勵新興業態發展，補上服務業這個‘短板’，在產業結構優化中推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社會組織在國民經濟統計序列中屬于服務業，公益經濟能為國家經濟發展貢獻什么?近年來公布的一些數據令人困惑和沮喪。
據統計，2012年，全國社會組織增加值為525.6億元，吸納就業613.3萬人，人均創造增加值僅8570元，約為服務行業平均值的1/10。
從數據看我國公益行業的發展水平：2012年全國社會組織增加值僅占GDP的0.1%。對比美國，其非營利部門收入約占GDP的10%。我國公益部門的經濟比重，相當于美國的1/100。
2012年全國基金會接收捐贈約305.7億元，慈善會接收捐贈約268.65億元，合計約574.35億元。問題又來了：其一，不包括22萬家民非和27萬家社團的收入，捐款總數已大于社會組織增加值，到底捐款對于增加值的貢獻有多大?其二，基金會加慈善會的就業人員充其量不過五六萬，捐款對于就業率的貢獻在哪里?能解釋的理由是：捐贈資源大部分流向政府，本該屬于公益部門的就業率和增加值被“吃”掉了。
教育、醫療和養老機構占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資幾乎都來自私人，但出資人不享有財產權，不能分紅，不能貸款，不能辦分支機構和不予免稅。“五不”政策遏制了數萬億社會投資進入上述領域。
民非制度把私人投資化私為公，違背了經濟法學的一般原理。造成一方面存在強勁的民生需求和民間投資沖動，一方面有國家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指引，卻因16年不變的民非條例如“樁子”般釘在那里，讓你動彈不得。民非制度改革必須從社會和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全局進行評估，才會有緊迫感。
中央決定四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登記，需要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的跟進。這些資源有望從政府擴大購買公共服務中獲得，亦有待社會組織內部的改革、創新、合作，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移動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的興起，則為草根NGO帶來了通過公平競爭獲取資源的絕好機會。這些都將對公益經濟發展帶來利好刺激。
稅收制度已成為公益經濟發展的桎梏，有沒有算過公益課稅政策的得失賬?公益信托法律出臺13年未落地，讓富人巨額財產捐贈無門，該誰來管?慈善機構逾千億存量資產投資增值難，面臨縮水，損失幾何?制度閘門不開，公益財源不來。
而隱藏在公益經濟背后的巨大社會和經濟價值更是難以估量：公益可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通過政社合作、官民共治，可以減少社會沖突，降低政府社會管理、治安的成本;公益捐贈讓富人將一部分余財轉移給窮人，能讓財富的邊際效益得以提升……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徐永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