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
當我們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動時，經常涉及到一個話題：政府應該擔當什么樣的角色呢?過去五年，我國政府從不同層面推動國企、跨國企業和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實施，我們也看到一定的成效。而每年的兩會我們都也見到有人大代表呼吁國家應為CSR立法，但問題是，如果國家特意為CSR立法，那會是什么一個情況呢?立法后的CSR到底會不會變味呢?
在CSR發展得最成熟的歐洲，鮮有直接針對CSR的法律，而是將企業運營過程中的底線體現在其他法律之內，令CSR作為企業的競爭優勢。例如，在奧地利這樣一個相對處于高度管制水平的歐洲國家，雖然沒有立法說明CSR是什么，但在其他法律中，體現了奧地利政府對企業經營的底線要求。在其法律體系中，有大量針對環境、勞工和社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為企業設定了在經營過程中的最低標準，以保證企業符合其社會要求。并且，大部分歐洲國家鼓勵及要求企業進行信息披露。除了為企業運作過程中的環境、勞工、消費者權益等方面制定相關底線外，歐洲政府要求企業對CSR的運作情況進行披露，保證企業在CSR領域操作的透明度和真實性。
另外，盡管歐洲國家大部分都對CSR非常的重視，也在方方面面為企業定下了底線和相關的守則，但是翻看20多個歐洲國家在CSR方面的法律條文或者是相關政策，均沒有任何一條是規定企業必須履行一定的慈善行為或必須為社會相關機構捐款。歐洲國家均把CSR中的公益行為看作是企業的自愿行為，而不做強制性要求。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在歐洲，各國立法主要關注以下幾點：1、為企業的運作設定法律的底線;2、要求企業披露商業操作中涉及社會利益的行為;3、為企業營造社會責任與競賽的環境。從相關的立法內容可以看出，法律制定者清晰地區分了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行為和CSR自愿行為，通過法律去為企業設定底線，通過政策去鼓勵企業在CSR領域的發展。企業管理者可以通過這些法律和政策，明確自身的CSR戰略，達致企業和社會效益的共同實現。
再看更崇尚自由和自主經濟體系的美國。美國一直秉持“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在CSR方面，也充分體現了自由的特色。并且，由于聯邦制的特點，美國聯邦政府也沒有太大的權力去對企業行為的各個方面進行規管。然而，作為全世界最大和最先進經濟體的組成部分，美國企業的CSR工作并沒有因為其立法和管制上的缺乏而變得“無為”。事實上，由于美國民眾并不期望政府能兼顧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美國的企業在社區建設上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彌補政府的不足，而這也正是美國企業在CSR工作方面的重點。另外。美國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傳統，因此，很多時候，群眾會比較期待企業家們的個人慈善行為。這些企業與企業家的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民眾對企業關心社會的要求和消費者的“良心消費”行為所導致的，另外，還要歸功于美國政府對CSR行為的引導。
但近年來，亞洲部分國家出現了一些充滿爭議的CSR立法行為。印度尼西亞于2007年出臺公司責任條例，其中明確規定，以自然資源為行業的企業必須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而印度剛通過的新《公司法》，更是詳細規定了達到一定標準的公司必須繳納企業社會責任金。
這些法律條文引起廣泛爭議的原因是，CSR行為(除了遵守最基本的企業運作底線)一直都被認為是自愿的行為，而且必須是根據自身公司的情況和相關的戰略所制定的。CSR行為被法律強制執行，顛覆了很多人的想法，并且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另外就是CSR行為是否就是完全代表慈善行為呢?這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是由政府定義，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話，這是對企業十分不公平和危險的事。當企業社會責任從被定義為企業做公益、慈善，變為一種強迫行為和呆板安排時，便偏離了CSR的初衷——讓企業平衡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因為這可能會傷害到企業股東的利益或者是使消費者的利益受損。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厘清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不能因為企業做慈善而將生產公共產品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成本轉嫁給企業，畢竟，企業已經從納稅層面支持了政府財政，公共福利的提供者這個角色應該是由政府去承擔。
獨立CSR研究與咨詢師 何智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