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
社會大眾捐贈主體意識的覺醒，直接推動中國慈善事業向新方向發展。中國財富向善的歷史進程開始展現出生動特征。
發生在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本來是一個十分偶然的故事：一個年輕的姑娘在微博上炫耀自己的財富，最終卻說自己的身份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引起社會轟動。公眾質疑：社會捐款是不是被用來進行商業運作以謀取私利？質疑最初限于個人，很快就發展到了對于公共募捐機構信息透明的疑問，大眾媒體和官方媒體隨即全面介入，共同發現問題、探索真相，并討論慈善事業的改革。
公眾質疑的立足點相當簡單：為什么我們不知道捐款用到了什么地方？紅十字會能不能向社會解釋清楚？要回答這一問題，就意味著以紅十字會為代表的所有公募基金會管理方式要作深刻變革，這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完成的。
郭美美事件導致了社會大眾捐贈主體意識的覺醒。在傳統的捐贈體制中，動員型捐贈長期占有支配性地位。這一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導捐贈的管理，政府既發動捐贈，又組織捐贈、接受捐贈，同時又發放捐贈款物。捐贈成為動員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動員體制下，社會大眾形成了被動等待政府號召捐贈的傳統。這種傳統有三個明顯的特點：第一是發生較大的自然災害才由政府組織捐贈，“救急不救窮”,甚至成為一種社會心理；第二，政府往往將有關公募組織的賬號公布，要求民眾將救災捐款給予這類組織，由其負責捐款下撥事宜；第三，缺乏官方背景的民間組織往往不直接參與救災，同時也不能向社會募捐。
既然強調基金會和民間組織的公與非公的性質，于是，政治安全被放置在了第一位，每個基金會和民間組織都被要求自己尋找政府部門作為主管單位。公眾的捐贈被視為響應政府號召的一種行動。
2011年6月到9月之間對于公募慈善組織行為的持續質疑，客觀上就是對政府公共管理行為的質疑。大眾在質疑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最為簡單的道理：公募慈善組織依賴大眾的捐贈，而不是依賴政府的授權才得以存在，公眾才真正握有公募慈善組織生存與否的決定權。社會大眾對于公募慈善組織捐贈反應的冷漠，實際上形成了無意識的集體推動力以促進公募改革，大眾意識到捐贈者所握有的決定性投票權。
公眾捐贈主體意識的噴發，為現代慈善奠定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心理基礎，這是慈善事業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2011年，中國出現了一些特別的捐贈與組織注冊的案例：
--企業家的組織化捐贈不斷發展。曹德旺捐贈近36億元的股權建立河仁慈善基金會，開啟了大額股權捐贈的先河。慈善領域公共管理的滯后相當嚴重。《慈善法》的起草與討論，在行政機關內已經進行了五年，至今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除北京之外的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捐款免稅的法律還沒有得到落實。有企業捐贈30多億元的股權卻要上繳6億元稅，這在世界慈善史上是破紀錄的。
--安利公司在中國建立安利公益基金會。這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注冊的第一個基金會。
--非公募基金會李連杰壹基金在深圳注冊為公募的基金會，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這是由多名富豪參與發起的一個基金會，反映出富豪與大眾之間捐贈的結合趨勢。
--陳光標的直接捐贈行為引發關注。他直接向貧困人口捐贈，并采取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比如包括豬和羊的實物捐贈，突破了傳統，也產生了較大反響。
--海南航空公司注冊成立慈航基金會，該公司的七名董事相約未來把自己的股權全部捐贈給基金會。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裸捐”行動，但其行為方式則相當低調。
--500名記者發起的貧困地區小學免費午餐的捐贈項目。這個項目于2011年4月正式發起，至9月已經得到捐款1600多萬元，給1萬多名學生提供了免費午餐。10月26日，國務院決定將其成為國家政策，中央財政年度的撥款將達到160億元，每名學生每天中午3元的免費午餐將惠及2600萬個貧困地區的小學生與初中生。這個民間捐贈案例，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即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在世界慈善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以上捐贈行為表明，公眾已經具有了較為明確的主體性意識，不再“被捐贈”,而是通過有創意的個性捐贈來展現慈善的巨大社會影響力。
2011年的捐贈趨向改變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結構。從動員慈善到現代慈善，是當前中國慈善發展的基本方向。富豪發起的非公募基金會開始顯示出社會影響力，能夠獨立投入較大型的慈善項目。慈善事業的政策倡導功能日益突出。這是社會與政府積極互動的一個典型。
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最大挑戰是建立適宜的體制和社會環境，使社會大眾較為暢通地參與慈善事業。從一定意義上說，社會大眾的捐贈方式如何改變，改變到什么程度，客觀上決定著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前途。從動員慈善到現代慈善的轉型，已經到了歷史性的轉折點，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慈善事業的雛形，正開始逐步呈現，現在是加速發展使其發揮更大積極社會功能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