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者
社會企業的模式其實不是近幾年才有，歷史上早已有之。如果不局限于分紅等目前國內外定義上的問題，單從其核心的兩部分來看：商業化的運作和具有社會效益的產出，社會企業對中國來說其實并不是新鮮事物。只是“社會企業”的概念和學術界對其明確的界定在最近幾年才由國外發展壯大，尤其在英國等國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了許多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發展之后，進而傳播到中國來的。
在中國，這類模式有時候被叫做商業化運作的公益項目，并已經在政府部門、基金會和公益組織中有了多年的推動和積累。比如當年政府在鄉村和牧區大力推廣的、八零后的小學課本里都有課文描述的太陽能灶——旨在為偏遠地區村民、牧民提供一種清潔、廉價的可再生能源。其發展到今天，在淘寶上用“太陽能灶”的關鍵字一搜，我們會看到幾百個商家正在出售的多個型號和品牌。其他還有致力于解決鄉村養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同時提供村民清潔能源的沼氣工程，所有這些專門設計、建設、維護鄉村沼氣池系統的工程公司等也多少符合社會企業的屬性標準。此外，在醫療領域的低成本的醫療設備、鄉村遠程醫療服務等，如果去仔細研究的話，大家會發現其實已經有相當多的機構和個人已經有了多年的研究和實踐成果。還比如旨在提高農民收入、減少農業流通中間環節、平抑物價的農超對接工程的各個環節等，從公司對農村的種植、養殖技術支持到對產成品的質量控制和收購網絡，這些都算是具有直接社會效益的商業體系的范疇。
另外，蓋茨基金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IFC國際金融公司等在地區經濟、環境、醫療等領域展開的一些可持續的大型工程等很多都是將經濟發展、環境與公益性結合的社會企業模式，比如世界銀行黃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貸款項目、水污染治理項目等。在國內公益機構和商業合作的領域，甚至在郭美美與紅十字會事件中所涉及的項目——中紅博愛社區小站，拋開其背后的東西不談，如果單單從商業模式上講，其實它都可以算作是很不錯的商業化運作公益項目的案例。這種社區小站將商業機構的廣告訴求與社區衛生、便民服務進行了整合，從而吸引商業資本來為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在郭美美炫富事件爆發之前的幾天，一家商業風險投資還差一點與其簽訂投資協議成為了股東。
因此，希望社會企業的參與者、研究者和愛好者們能多站在更高處看待這個行業，能跨越領域，從經濟、商業、公益、政策等層面更宏觀地看待社會企業領域發生的事。從時間的維度上，也能從前人的實踐中吸取盡可能多的經驗，不要重新發明輪子，不要辜負了前代社會改良探索者們對后來者的期望和他們所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嵐山社會基金創始人 肖晗/文）
